《一岁就上常青藤》目录
常青藤是什么(代序)1
导读1
一岁就上常青藤1
什么是常青藤的教育1
不平等的童年
常青藤的第一课:啼哭
用古典音乐帮助孩子入睡
"常青藤原则"戒除打孩子
孩子要宠不要惯――从分床说起
父母:孩子的第一个常青藤教授
常青藤式的幼儿园――兼论孩子不必早读书
正向心理循环
培养孩子与众不同的心态
让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
让孩子面对观众
千万别低估了孩子――女儿的钢琴课
有机识字法
让大人从孩子的角度看问题,让孩子从大人的角度看问题孩子中的政治与权力
如何让孩子发展政治智慧
小小的领袖们
教孩子当世界的主人
华尔街怎么养孩子
第一,让孩子花自己的钱
第二,教理财,更要培养领袖的素质
第三, "忆苦思甜"
第四,谈贫说富
第五,孩子是否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第六,让孩子在感激而不是怨恨中长大
第七,让孩子早早打工
第八,培养一个负责的孩子
第九,教孩子发展稳定的人际关系
第十,"少儿总裁班":企业家的才能、慈善家的品性第十一,品德与经营能力
第十二,娃娃大亨
第十三,怎样培养金融家
美国人为什么不肯留钱给孩子
智商与早期教育
"智本主义社会"的成功阶梯
钱再也挡不住你的孩子上常青藤
上大学要多高的智商
智力开发能造就神童吗
天才危机
一代天骄
怎样培养白领
勤奋的童年
新加坡数学征服美国
互联网使人变傻了吗
――美国的阅读危机
美国的高中
美国的高分复读生
美国高中的精英化
美国高中的两极分化
美国的高考指挥棒是怎么指挥的
高中正在消失
全美高中排名
孟母三迁的美国版
――学校能否整合分裂的社会
美国的教师荒
美国人怎么把高中建成了"泰姬陵"
从美国教育中学什么
穷孩子自卑是父母的问题
在美国过万圣节
美国的残疾人
暑假的孩子
美国青少年经济的背后
学学美国人的穷
访问学者为什么拖家带口地出国
看美国小学生的品德教育
义务教育要非官僚化
《一岁就上常青藤》简介
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是权威主义式的:讲究满堂灌、死记硬背,上课很少给学生留出提问和讨论的时间。孩子的教育起点,常常是从背古诗开始。有关研究显示,这种方式对孩子的创造性、人格培养有严重的负面作用。
"常青藤原则",则是从美国大学的常青藤盟校的教育中总结出来的。它强调教育的对话性和互动性,要求父母或老师尽可能把自己摆在和孩子或学生平等的位置上,通过提问、讨论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品格和社会能力;帮助他们吸收知识,让他们自发地提高理解力、分析力、感受力和表达力。在5岁以前,孩子基本可以不读书识字,但这几年却是形成人格的重要阶段。需要父母格外当心。
作者薛涌毕业于北大,负笈美国,获得耶鲁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大学。著述颇丰。作者夫人复旦毕业,现就读于耶鲁博士课程。他们悉心观察、揣摩美国家庭和学校教育,汲取精华,并将其贯彻于他们的女儿的教育培养中,成效斐然。其经验和理念极具颠覆和启发性。
作者主张,常青藤教育应该从孩子一岁开始。这本书就是他们教育女儿的心血、心得之作。
《一岁就上常青藤》导读
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你现在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赚多少钱,都变得无关紧要。而有关紧要的,是你如何养育孩子。
――波士顿郊区所见的车窗语录
许多父母都梦想着有朝一日送自己孩子进常青藤。那么,怎么进常青藤呢?当然首先是要让孩子到高中毕业时具有"常青藤素质"。本书的主旨是:要使孩子到时候具有这种"常青藤素质",就必须从孩子出生开始用常青藤的哲学、原则和方法对之进行教育。这样,即使你的孩子在现实中没有机会进常青藤,也会具有"常青藤素质",进而在越来越要求创造力的未来世界中更有竞争力。我还要指出,这种常青藤的哲学、原则和方法,和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有着深刻的冲突。连以提倡"亚洲价值"著称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在几年前警告儒家式的死记硬背教育太缺乏创造性、无法应付未来世界的挑战。在中国,许多家长,特别是拥有独生子女的新兴中产阶级的家长,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梦想,梦想着下一代能拥有一个自己不可企及的,甚至难以想象的美好人生。但是,你不能奢望孩子靠着和你所受的那种同样的教育来实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你的这种梦想如果不以一个崭新的教育为起点,就可能永远仅仅是个梦想。这本书,则要讨论实现这些梦想的具体路径,要以"常青藤原则"向陈腐的、死记硬背式的教育宣战,试图在中国掀起一场家庭教育的革命。
从小让孩子接受常青藤的教育,首先要改变我们所习惯的教育观念。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是权威主义式的:讲究满堂灌、死记硬背,上课很少给学生留出提问和讨论的时间。孩子的教育起点,常常是从背古诗开始。我所讲的"常青藤原则",则强调教育的对话性和互动性,要求父母或老师尽可能把自己摆在和孩子或学生平等的位置上,通过提问、讨论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品格和社会能力;帮助他们吸收知识,让他们自发地提高理解力、分析力、感受力和表达力。在5岁以前,孩子基本可以不读书识字,但这几年却是孩子形成人格的重要阶段。需要父母格外当心。
而更不可忽略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过度强调个人的成功。如今人们有一个普遍的成见,认为中国文化体现了"亚洲价值":社会优先,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教育上也压制个性,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利益和秩序;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认为群体终究是由个人组成的,因而在教育上弘扬个性,甚至到了自我中心的地步。于是,向西方学习、走向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更要强调个人成功了。这实在是关于中西文化的最大误会之一。中国的帝制传统,是中央权力控制一切,当然要压制个人、服从官府。但是一个结果是,老百姓没有参与公共决策,也就对公共秩序(即不是建立在自己所制定的规矩之上的秩序)没有自发的忠诚;于是在官府管不到的领域,大家都只顾自己,缺乏基本的公共责任。西方则至少自中世纪以来就有着强烈的地方自治传统。上面政府的权力相对很弱,也很受约束。地方事务是大家商量决策、自己来管理。因为个人参与了这一自治的决策过程,对这一决策的结果(也就是自己制定的规矩)就有强烈的忠诚和尊重,哪怕个别决策并不合乎自己的意志。这就导致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在本质上是个"私人领域"。中国在这个领域里,政府大力宣扬集体主义、做官样文章;但政府一背过身去,家长们就只鼓励孩子个人成功,不太考虑别人和社会。而美国在教育上很少有政府的官样文章,公立学校也多是靠当地老百姓自己定下来的房地产税支持的公益,家长们则大多从小鼓励孩子为社会服务、帮助别人,并从中学会做人的道理和技能。他们知道,一个只想自己的人很难在社会上成功。个人成功是社会对这位个人为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报偿。孩子们必须懂得:你的成功是由你为别人做了什么而界定的,并不是由你为自己做了什么所决定的。这样的社会氛围,使公益和私德充分整合,给孩子提供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我提出的"常青藤原则",也是从这一理路出发,特别强调服务社会的重要。
应该承认,在以上这两点中,第二点所讲的社会责任,属于利他原则,离中国的现实和观念结构都比较远,不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我准备留在本书的具体行文中详细讨论。与此相对,第一点所讲的对话和启发式教育,则属于利己的范畴,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此不妨先做一番简单的分析。
所谓对话、讨论的方式优于死记硬背等等,说说很简单,真落实到实际生活的细微末节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不妨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有多少家长一方面知道中国传统式教育的弱点,一方面又要让自己的孩子在那里背古诗?我想这样的人还是很多的。我的亲友中就有一大片。这是大道理无法落实在具体生活中的例证。与此相对照,我的在美国生长的女儿,如今已经9岁,几乎没有被要求背过任何东西。唯一的例外,就是她在7岁时上了个歌剧夏令营,在两个星期内记住了全剧的台词。不过这也绝不是死记硬背。她自己甚至没有有意识地背过,只是跟着大家学歌,最后自然全唱出来了。她的成长,体现了不同的教育哲学――一种能在生活中落实的哲学。在那么小的年纪,如果你让她死记硬背的话,她可能背不下来剧本;即使背好了,心情也不会太快乐,演出效果也打折扣。她能自然而然地记住,我看主要是因为整个歌剧对她来说是第一次登台演出,她要面对观众发出声音,出足风头,还要在一片掌声中行她最喜欢的谢幕礼(她曾在一次芭蕾演出中行跪地谢幕礼,在掌声中是如此陶醉,竟然拒绝站起来)。这使她那几天沉浸在极度亢奋之中,记忆起来当然无师自通了。这个问题,我在书中也进行了重点的讨论:给孩子充分的注意力,让她们在世界面前表演,能刺激她们的责任感和上进心,增强她们大脑运转的效率。这种注意力、这种亮相的机会,在常青藤式的互动、讨论的框架中最容易获得。
我个人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上高中时为了对付高考要学古文。老师说必须背熟50篇古文才能进考场。大部分同学愁眉苦脸,死活背不下来。我则在上课前一概不预习;老师讲解时,打开课本认真地听,逐字逐句地理解;等一堂课讲完,合上课本,我就可以站起来当众把文章背出。如今想起来,这似乎挺神。十六七岁时的脑子毕竟好使。但是,我能如此,还在于有别人没有的动力。我因为喜欢历史,常常和家父所在的国家机关的同事侃历史。那年月离"儒法斗争"的政治运动相隔不久,在国家机关当干部的要学历史。我作为小孩子跟着起哄,给大人印象深刻,觉得我少年老成、有学问,见了我父母就恭维一番,弄得我这个一向被父母看不上眼的孩子得意洋洋,总想出风头。一读古文,我脑子就兴奋起来,格外留心,觉得学完后碰到哪位叔叔马上就能"出口成章"地吹一通了。所以,学古文时的心态,大概和女儿唱歌剧时的心态差不多:一想到马上要向别人抖搂抖搂自己的才分,就如饥似渴地把值得抖搂的东西都记住了。再看那些只吸收不表现的同学,则无一例外地一筹莫展。所以我说,从小背古诗的教育,很可能阻碍孩子的智能发展,伤害其创造力(当然,小孩子背了古诗,大人一夸,自我感觉甚好,有表演的意味,有的孩子甚为起劲儿。但这毕竟和我学古文不同。十六七岁时学古文,确实有理解力,又有历史的兴趣激发,活学活用。小孩子背古诗不知其意,要机械得多,久而久之感受麻木、大脑生锈。这个问题书中的具体方面再细致讨论)。要知道,每年都有许多在国内大学里非常优秀的学生被招进常青藤,但也有许多人无法适应那里的学术要求,甚至惨遭淘汰。死记硬背的教育不改,以后孩子真上了常青藤也很难成功。
序言:常青藤是什么
为什么要"一岁就上常青藤"?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常青藤"是什么。
所谓"常青藤"或"常青藤盟校",指的是美国东北部最著名的8所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布朗、达特茅斯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这8所大学,除了康奈尔建于1865年外,全都是在十七八世纪创建,属于美国历史最悠久也最为精英的大学。到了19世纪末,一批研究性大学崛起,如麻省理工、斯坦福、芝加哥大学等等。如今,这些新起的大学至少已经和常青藤并立而为世界一流名校了。但是,在习惯上,人们还是把精英教育称为常青藤教育。
也许,这还不仅仅是习惯而已。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论诺贝尔奖得主,哪个常青藤大概也比不上出了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芝加哥大学;论科技人才,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则大概会超过一般的常青藤盟校。但是,如果你查一查包括总统、议员、政府官员在内的美国政治精英、企业总裁、顶尖的律师、媒体中"大腕",乃至其他领域的领袖人物,那么常青藤肯定是最为人才辈出的地方。常青藤的教育目标,绝不仅仅是研究导向,更是成功导向。这种成功,也并不仅仅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有权有势的世俗成功,更是人的成功。常青藤的理想,是培养一个完美的人,一个能让自己幸福也能给别人带来幸福的人。常青藤要培养的是下一代人中的领袖。这代领袖的价值观念、远见和能力,都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前途。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常青藤也不再是一个美国的概念,而且是世界的概念。首先,常青藤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也是世界最好的大学。连伦敦出版的《时报高等教育增刊》的全球大学排名,也恭恭敬敬地把哈佛、耶鲁列于首位,本土的剑桥、牛津反居其次。第二,常青藤作为世界最好的大学,是对世界开放的。比如,近年国内的报纸上频频有报道:某省某少年被某常青藤大学录取,获得5万多美元的奖学金等等。这并非一般的新闻炒作。常青藤确实正在逐年扩大在中国的招生。而且,中国学生一旦被录取,大部分都会获得全奖,即学校提供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越来越多的中国最优秀的高中生,当然也以进常青藤为首要目标。
我们夫妻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大学,虽然在各自所在的省市高考中都名列前茅,但没有赶上当今这种教育全球化的时代。不过,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两人都享受了中国和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在国内时分别是北大和复旦的本科生,毕业后工作多年,又先后到耶鲁攻读硕士、博士课程。虽然没有在常青藤接受本科教育,至少在那里接受了研究院的教育。本科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质,可以对常青藤有"零距离"的观察,但毕竟4年就毕业了。漫长的博士课程再加上前面的硕士课程,则让我们在耶鲁校园内一泡就是将近10个春秋,使我们在充裕的时间内对常青藤教育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和亲身的体会,特别是对中国人在接受这种教育时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怎样应对,有着独特的跨文化视角。更为幸运的是,我们的独女,是1999年夏天我们读书期间在耶鲁-纽黑文医院出生的。她的许多小朋友都是耶鲁子弟。我们和这些孩子的家长也交往密切,得以观察他们的教育方法。后来我接受了萨福克大学的教职,全家移居到波士顿这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教育之都。要知道,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连续几年被评为美国"最聪明"的州。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7年的首次全美公立高中的排名中,马萨诸塞的学校系统在各州中名列第一。这主要是因为在大波士顿地区集中了一大批优异的学校。在全美前100所优异的公立高中里,大波士顿地区就有5所。许多哈佛、麻省理工的教授的子弟,以及波士顿高科技界人士的孩子,就在当地读书。这样的环境,使我们得以接触更多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家长。比如小女的教父教母,就是一对典型。他们用自己的教育哲学培养了一个出色的女儿。她几年前在哈佛毕业后,又在牛津拿了硕士,研究古希腊文和拜占廷文化,最近正在准备申请博士学位。我们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从来不忘对这些家庭的观察和求教。
以上的经验和观察,使我们扩充了"常青藤教育"的概念。记得在美国曾有位企业领袖说:"你就是让那些哈佛的新生不上学、随便干点什么,等20年后他们还会比别人成功。关键不在于哈佛教了他们什么,更在于哈佛选了什么样的人。"可见,常青藤的教育并不仅仅在于狭隘的学校教育本身。那些刚刚进常青藤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具有了一些"常青藤素质"。这种素质不必也不能等到进了常青藤盟校后才开始培养,那已经太晚了。常青藤教育要从小开始。这也是本书的标题"一岁就上常青藤"的来历。我们综合了许多常青藤圈子中的经验。这包括常青藤出身的父母、常青藤学生的家长以及我们自己的育子经验。
如果说天下的教育方式都大同小异的话,本书就没有写的必要了。作为被中国的家长调教长大、在北大复旦读了大学,又到耶鲁读书并成为一位美国孩子的父母的人,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常青藤的教育和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多么不同。比如说,中国传统的教育大多从背书开始,现在更有提倡读经的。即使不走这种极端的家长,让孩子背诵"锄禾日当午""白日依山尽"等等也是家常便饭。与此相关,中国的孩子识字特别早。但在常青藤的教育中则找不到这一套。要知道,"常青藤"最初是上面提到的美国8所名校的体育联盟的名字,这些学校通过这个联盟彼此之间有固定的体育(特别是球类)联赛。也就是说,如果按字面意思讲,"常青藤"讲的是体育。
为什么美国人用一个大学体育联盟的名字来称谓最精英的教育呢?除了偶然形成的习惯外,就是因为体育在西方自古以来就是精英教育的核心,是培养领袖的必修课。体育教给孩子遵守规则的法律意识、和队友合作的"团队精神"、激励和团结全队的领袖才能、必胜的决心和竞争的勇气、正确地面对失败、尊重对手的公正精神等等。这些正是市场经济社会中基本的游戏规则。渗透到儿童教育层面,信奉这种教育原则的托儿所、幼儿园,也是通过游戏来培养孩子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技能。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在中国一般是让孩子背下来,不管是否理解都能脱口而出。但我女儿在幼儿园里则不是这么训练的:老师鼓励孩子们分享自己的玩具。如果一个男孩子把女儿的玩具抢走,闹得女儿大哭起来,老师就停下来开导那男孩儿:"如果一个更大的孩子抢走你的玩具怎么办?你是不是也会像她这样哭呢?"直到孩子们都懂了这个道理。这样小的孩子,当然不会像常青藤盟校的运动员那样去打橄榄球。但是,在通过游戏来传授社会上的"游戏规则"这一点上,幼儿园的游戏和常青藤的球场还是一样的。这种教育反对的就是死记硬背。西方甚至有的研究把孩子识字早的日本和7岁以前不识字的一个欧洲国家进行对比,发现后者人口中人均诺贝尔奖得主比前者多得多。我在书中还会提及另外一系列研究:过早的死记硬背的教育,虽然使孩子头几年学业上领先于人,但日后则容易厌学,学习成绩一般会落后于那些晚开始的孩子。
女儿的教母还对我们讲起她自己的女儿从小在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受教育的情况:上地理课时,老师不要求孩子们记住各国的地理位置、人口、首都等等信息,而是让孩子们先自己想象一个国家,包括地理位置、气候、自然资源、人口、文化、经济、政治制度、外交政策等等,看看这个想象中的国家应该怎么管理,如何在世界上自立。然后老师和同学会据此提出各种问题让这个孩子来回答。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在我们传统的地理考试中肯定考不过中国学生。我虽然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女儿抛开地图完全靠想象力来学地理,但是我更愿意她接受这种激发想象力和思考力的教育。
最近媒体上经常讲美国的新总统奥巴马儿童时期的故事,也颇能说明问题。奥巴马小时候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据说是经常要归根结底地问一个问题:这样是不是公平?如果说他那时有什么"总统相"的话,这就是最大的"总统相"。政治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不就是个公平吗?是他的思考决定了他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他背会了什么书。想想看,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孩子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记住大人告诉自己的事情,很少有讨论,更不用说提问了。我小时候就因为爱提问,被大人视为是调皮捣蛋、缺乏调教。常青藤的教育则正好相反,总要从孩子的问题开始、让孩子自己启动自己的大脑。孩子只有学会挑战大人,长大才可能超过自己的上一辈、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因此,我们在教育女儿时,并非仅仅"传道、授业、解惑",更要时时告诉她我们都从她身上学到了什么。每次大家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看法,都要细致讨论。如果女儿对了,我们就及时向她致谢,帮助她看到自己这么小小的年纪是如何教育了父母。这样,她从小面对世界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心,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观点并且勇于表达),相信自己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这就是常青藤的教育。这种教育绝不仅仅限于课堂,而是渗透到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从孩子啼哭时是否要抱,到出去购物怎么花钱,几乎无所不包。本书细致地描述了这样的教育原则,希望给中国的父母们在望子成龙时打开新的一扇窗户。
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初为人父、护士把刚刚出生的女儿包裹好递到我手里那瞬间说的话:"接好了,这是你未来20年生活的中心!"我把孩子接过来,那柔软的小生命立即热乎乎地偎依在我胸前,让我感到自己开始了第二个人生。应该说,护士的那句话,是我们夫妇接下来这么多年生活的精确写照。我们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慌慌张张、战战兢兢,热切地学习身边一切能够学习的东西,把教育孩子当成是教育自己的过程。希望这本书,能够作为这样的生活的一个证词;希望其他家长能从这些证词中分享到对自己的孩子有益的东西。最后,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庄玮。是她承担了教育女儿的主要使命,并且展示了罕见的教育天才。有许多研究指出,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最大的就是母亲。我虽然写了这本书,但就像写了《孙子兵法》的人未必是个优秀将军一样,我在教育女儿的问题上,绝对是个配角,所总结的许多经验,其实也是做母亲的经验。女儿主要还是妈妈抚育的。所以我常对小女说:"你有一位天下最好的母亲!"当然,我更相信,如果这位"天下最好的母亲"日后能亲自为孩子和家长们写一些东西,其贡献肯定要比这本书大得多。
什么是常青藤的教育
一岁就上常青藤
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从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无不希望他或她长大能进常青藤。其实,常青藤教育从自己家里开始,从孩子一岁前后就可以起步。孩子能不能上常青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或她是否接受了常青藤的家教。
什么是常青藤的教育
所谓"常青藤的家教",就是把常青藤的基本教育原则,落实到父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中。而要弄清楚什么是常青藤的教育,我们需要对美国的常青藤盟校从硬件到软件进行一番简单的分析。以耶鲁为例,目前有5275位学生,分属于12个寄宿学院 (college);未来计划扩招600名学生,为此要建两所新的寄宿学院。统合起来计算,一所寄宿学院,大概400人左右。这种寄宿学院,主要功能就是学生宿舍。但这是一种自足的宿舍体系:其建筑是自我封闭式的,出入需要证件;里面除了宿舍外,还有饭厅、图书馆、计算机房、教室、自习室、健身房、演艺厅、教授办公室等等设施。另外,学院的院长(master)和一些教授及其家庭,也在学院里居住。特别是院长的家非常大,必要时能容纳几百人,同时附加院长客房,供访问者使用。其他常青藤盟校,大多采取这种学院制度,只是名称略有出入。比如哈佛就叫"宿舍"(house)。
这一硬件的功能,是为常青藤独特的教育服务的。常青藤视大学为一个自治的学术共同体。把一个大学切割成几百人左右的一个个小学院,学院内的师生就能基本做到互相认识、叫得出名字,有利于共同体中的成员彼此之间的互动和建立个人层面的网络。一个学院,就像一个家庭。最近要求常青藤扩招的呼声很高,但大部分学校都非常谨慎。因为一旦学校人数增加到近万人,就和规模庞大的州立大学很难有所区别。一个学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就会消失在陌生的人海中,常青藤也就失去了精英教育的特征。
常青藤之所以坚持把一个大学几千名本科生分割成寄宿学院这种几百人的"小环境",主要是因为其教育是面对面对话式的、互动式的,而不是满堂灌式的。要保持这样的教育风格,就必须有家庭式的"小环境",或者说一个学院就像一个人人都互相认识的小村子,上课则有大量的讨论班(seminar)。在讨论班中,学生不仅要听讲,还要不停地提问、质疑、辩论。下课回到宿舍,走进饭厅,到处都能碰到熟悉的师友,大家坐而论道,课内课外的界限消失了,学习成了全天候的活动。其实,这样的教育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开始了。苏格拉底被称为是人类的导师,甚至有人说自古至今的西方哲学家,都不过是为他的思想作注脚。他的教育方法,就是在雅典街头和行人对话,生活和"课堂"是融为一体的。他常常从提问开始,聆听别人讲述他们自以为了解的事务。然后他根据别人的讲解进一步提问,最后让对方答不出来,明白他们对自己所讲的事务其实并无真正的了解。他的名言是:"我一无所知。我唯一比别人多知道的东西,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知识也正是从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诘问中产生的。以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学生,一般比较有独立思想、创造性和分析能力,也比较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常青藤教育的优越性,也正体现在此。
我在本书中所讲的,不过把这样的教育方式推前到童年。这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向孩子问苏格拉底向成人问的问题。但是,你的孩子一出世,你对他或她的教育,就应该体现诱导式、对话式的"常青藤原则"。
不平等的童年
家庭教育是这种常青藤式的,还是满堂灌式的,对孩子的未来影响巨大。最近十几年,美国高等教育日益普及。许多劳动阶层的子弟也纷纷进大学读书,成为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但是,他们进大学后,许多人无法适应大学的生活,表现明显不如父母是大学生的中高产阶层子弟,日后的事业也不甚成功。其实,劳动阶层子弟学业表现不佳的现象几十年前就被注意到了。对此,美国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证据,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劳动阶层的家教偏向于权威式,更多地使用体罚和命令,中产阶层的家教则更接近我所谓的"常青藤原则":讲究说理,在具体环境中善于运用抽象的原则来指导具体的行为。
早在1936年,Melvin Kohn的研究就总结出这两个阶层在教育孩子时不同的价值取向:劳动阶层更注重孩子态度上的恭敬,中产阶层则注意培养孩子内化的行为准则。1983年人类学家Shirley Brice Heath则有更为精细的描述:劳动阶层和中产阶层一样爱自己的孩子,也同样花时间给孩子读书。但在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中产阶层父母在给孩子读故事时,鼓励孩子问问题,并通过问题帮助孩子探究故事的内在含义。这是典型的讨论班式的常青藤教育。劳动阶层的父母,对孩子则很少提问和解释,而更多地用直接的指令,比如:"别碰那把刀子!"在小学头三年级,劳动阶层的孩子表现还相当不错:他们能完成阅读训练,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很长时间。但是,一旦老师问他们:"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如果你是故事中的孩子,你会怎么做?"这些孩子经常就会耸耸肩,说不知道。中产阶级的孩子面对同样的问题,不仅轻松自如,而且显示了更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美国的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几年前深入这两个阶层的家庭进行了实地观察,出版了《不平等的童年》一书,进一步证实了前辈的结论。她发现,劳动阶层的家长对孩子指令比较多:干这个,不能干那个。简单明了,规矩严格。他们教育出来的孩子一般很懂礼貌,行为有一定之规,但习惯于服从,不善争辩。到了中高产阶层的家庭,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家长对孩子要宠得多,对孩子绝不轻易说"不"。孩子如果要干一件家长所不容许的事情,家长会耐心地启发、商量,说服他或她放弃,有时甚至不得不"谈判"从而达成协议。这样,孩子和家长的关系就非常平等。有时家长为了孩子,不得不自我约束。比如,你不让孩子吃甜食,自己也不能吃,以身作则。否则,孩子会说"为什么你吃不让我吃",你讲不出理来,就没有理由阻止孩子干他或她想干的事情。也就是说,大人更注重让孩子理解行为背后的准则;而这种准则对任何人都应该适用。
这种平等的关系,使孩子从小就有一种讨论的习惯,培养了他们把具体的事务归纳成抽象原则,或者将抽象原则运用于具体事务的能力,构成了常青藤教育的基础。从三四岁开始,孩子和父母有分歧,大家就开始磋商甚至讨价还价。从表面上看,在这种家庭中父母毫无权威,甚至连买哪个玩具都要和孩子商量后才决定。不过,这样养大的孩子,一般比较自信,敢于为自己的利益去据理力争,习惯于提问题、独立思考、辩论。当然,由于从小不唯父母是听,他们更有所谓"批判性思维"。他们日后上了学,在课堂上也比较出众。毕业就职,更会和各种社会组织打交道。我在耶鲁读书时当助教,主持过一些讨论班。那些学生多属于这种类型。他们常常不等你讲完就打断你的话,然后又是提问,又是讨论,甚至直接对你进行反驳,主意比谁都大。这样一堂课下来,大家对一个问题从各种角度都进行了讨论,不仅对所学内容消化充分,而且发现了许多新见和老师或者课本疏忽的问题。后来到萨福克大学教书,学生主要是劳动阶层子弟。简直就是换了个天地。这些学生总是你讲什么听什么,很少有人提问。有的人一说话人就慌,连个简单的句子都讲不完整。有一次学生考试一塌糊涂,我在课堂上问他们:"你们都懂了吗?"底下一片沉默。于是我又说:"你们如果都懂了,就不应该在考试中出那么多错误。如果不懂,就应该提问。"底下还是一片沉默。后来我干脆问一个学生问题。他答不上来。我问他懂了吗,他只好说不懂。我再追问:"既然不懂,为什么不问?"他傻傻地看着我,满脸木然。
想想看,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成为白领,在公司里开会,讨论企业战略,如果还是在那里一言不发,人家凭什么雇他呢?再想想那些耶鲁的学生,一开会就滔滔不绝,10分钟讲了五六点意见,使在座的深受启发,这样怎么可能不成功呢?所有的家长也应该好好问问自己:究竟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哪种人?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成功的话,从一岁就应该在家里开个小常青藤,用上面描述的那种对话的方式促进孩子的心智发展。
常青藤的第一课:啼哭
我对小女一个最愉快的记忆,就是她一岁多的时候。那时她一想要妈妈抱就开始哭。等妈妈一出现,她马上焦急地叫:"妈妈抱你!妈妈抱你!"当然,她的意思是"妈妈抱我"。只是她每一哭,她妈妈就立即赶到她身边,嘴里不停地说:"噢,宝宝,妈妈抱你,妈妈抱你!"女儿就这么照本宣科,连宾语也不换地学着说。
这一细节,反映了我们对婴儿的态度:只要她一哭,我们就设法抱起她来,把她哄好。对此,许多有经验的"过来人"都警告:孩子小小年纪很机灵,懂得如何操纵大人。如果她一哭你就抱,那么她动不动就会哭,就要抱,弄得你身心交瘁,过不上一天安生日子。要从小训练孩子独立性,有时候哭了就让她自己待着。一次,我们去一位日本教师家做客。他们正好刚生了孩子。主宾在客厅里聊天,婴儿在卧室里哭。我们马上问主人是不是要照顾一下孩子了。但是,那对夫妇一摆手,说没关系,一会儿就好。果然,孩子哭了几声就没动静了。
我们夫妻有孩子时都还在读博士,学业压力很大,身边又无老人帮忙,时时都需要一个喘息的机会,对这套经验应该说是最需要的。可是,我们却自觉地拒绝了这套经验。拒绝这套经验,当然大部分是出于天性。比如,我妻子是个极有献身精神的母亲,可以为孩子付出一切,牺牲一切。孩子一哭,她就于心不忍,马上就要抱。她根本不可能不动声色地在一旁和客人聊天。我则最爱听孩子哭。孩子一哭,我就觉得她可爱得不行,常要抱起来逗逗她。另外,我是38岁时才得小女。自己对岁月的沧桑也许比年轻父母感受得深些。每一抱起啼哭的女儿,首先感到的不是累,更不是烦,而是意识到现在抱一天就少一天。过不了多久,孩子就长得比我要高,而且要远走高飞,我这里就"空巢"了。如今孩子对自己这么依赖,自当好好珍惜。所以有些朋友说:我们把孩子惯坏了。
其实正好相反,孩子没有被惯坏。一两岁的孩子当然要哭。不过,她属于笑得多哭得少的孩子,脾气很好,心情很愉快,也很听话。我们"一哭就抱"的原则,违法了普遍接受的经验,却并非毫无道理。甚至我可以说,"一哭就抱"是常青藤教育的起点。
"一哭就抱"的原则,有父母的感情在,但更是从婴儿的角度建立的。试想:婴儿在掌握基本的语言之前,和父母唯一的交流就是啼哭。她哭你置之不理,让她自己闭嘴,"培养其独立性",这其实是阻碍了她和父母的交流。"一哭就抱"则让她感到自己唯一拥有的交流工具非常有效,鼓励她频频使用这一工具,增加了她和大人的互动。婴儿和外界互动得越多,获得的回应和刺激就越多,感情和智力的成长就越快。我后来开玩笑说:孩子哭,大人抱,这就是婴儿级别的讨论班。你从小就鼓励孩子"发言",她以后上大学时才喜欢在班上说话。
小女头3年的经历比较奇特。她在纽黑文出生,在家里听了两个月的中文,马上就随父母去日本。从两个月到14个月期间,都在日本上全天的幼儿园(先后换了两个),是日中双语。14个月时回到美国,在家里是中文环境,也找过中国人看。再过两个月,就进了美国的幼儿园,主要语言又成了英语。这么幼小的生命,在三种语言文化中不停地穿梭,不停地换幼儿园,在适应新环境和沟通上面临的挑战一定不小。我还记得离开日本那天,我们因为坐车下错了站,到成田机场时已经晚了。我们所乘的全日空,所有旅客已经登机,喇叭里在不停地呼唤我们的名字。等我们验票后,已经过了起飞时间5分钟,而且除了婴儿车上的孩子外,两个大人大包小包拎满了手,真有些逃难的感觉。全日空的一个职工,一把接过我手里的几个包,另一位则从我妻子手上接过婴儿车,推起来就往前跑。我们一时不知所措,只有拎着剩下的包跟在人家后面跑。这时,我们这位"一哭就抱"的宝贝女儿,从被陌生人推走的婴儿车中回过头来,默默地、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我们两人也都紧紧盯着她的眼睛,向她示意,并加快步伐,保证和她的距离。这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镜头。我无法想象,这一戏剧性的场面对才14个月的女儿造成了多大的冲击。她目光中对父母那种信赖、依恋,让我事后想起来也热泪盈眶。不过这里的关键是,她在这样的状态下,居然一声不响,好像完全理解父母的困境,显示了她心理承受和应付变化的能力。
许多孩子经历过这些,不仅心理有巨大焦虑,变得暴躁不安,甚至还会发生语言混乱。有些研究则说,在多种语言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虽然日后掌握多种语言很快,不过开始学说话的过程可能比一般的单语孩子慢一些。但是,小女在不停变幻的环境中,与人沟通时都信心很足,情绪平定。她还很善于表达,特别是语言能力发展非常迅速。比如,她7个月的时候,就掌握了许多日文词汇,开始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志。后来从日本回美国改成中文环境两个月,十五六个月时又进入英语环境,马上英语就说得比幼儿园中一位大她两个月的女孩还好。这也许是先天的。因为她妈妈也是7个月时开始说话,日后上了复旦外文系日语专业,再到耶鲁东亚系读博士,英日文学得都相当快。不过,小女在婴儿期经历的文化和语言挑战则大得多。她不停地换幼儿园、换语言,居然没有显示出任何沟通障碍和不适应,实在是个小奇迹。也许,这和她从小就对与父母的沟通有信心有关。比如她一哭,妈妈就喊着"妈妈抱你"赶过来,她马上获得极大的感情满足和心理稳定,当然更喜欢重复这句话,很快也就学会了。用不了多久,就知道换个宾语,把"你"改成"我",一个准确的句子就把握了。她上的第一个日本幼儿园条件不太好,老师人手不够。一位老师在她的日志上写道:"她看着老师忙得不可开交,就躺在自己的床上不做声。一旦她看见老师放下别的孩子空出手来,她哇的一下就哭起来。老师赶紧就得抱她。"这是她4个月时的行为。14个月时在机场那一幕,她好像是一下子被陌生人从父母手中抢走,但她竟"决定"不哭!看来,孩子从很小就会审时度势,自觉地使用自己的沟通工具。
我上述的"常青藤原则",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父母直接的经验。老实说,我们夫妻之间对此一开始也有许多不同。妻子是属于绝对的"一哭就抱"派,我则认为晚上哭至少不应该抱。俩人为此还争执过不少。因为啼哭是婴儿唯一的语言,可以表示她饿了,也可以表示温度不合适,或者是不舒服,要换尿布,也可能是感情需要,当然还有些情况就是习惯性地哭泣,很难解读。即使父母本身,判断也不一致。但事后冷静地看,大多数情况还是当妈妈的立场对,母亲的本能最靠得住。我们也常常听说,从小得宠的孩子,一般都比较聪明;被管教过严的孩子,则往往不那么机灵。在我看来道理很简单:孩子从小被鼓励和外界沟通,发出自己的意见和声音,智力发育就比较充分,信心也比较足。一张嘴就被呵斥"闭嘴",或者被置之不理,则会逐渐丧失和外界沟通的欲望和信心,接受的外来刺激也不足。家长是孩子第一个沟通者、倾听者,应该有一些牺牲精神,让孩子的沟通欲望得到满足。
用古典音乐帮助孩子入睡
前节讲的是怎么让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她知道在学会语言以前如何用哭声来表达自己。下面要讲的,则是家长怎么对婴儿讲话。特别是在孩子连"妈妈抱你"还没有听懂前,给她传达信息需要些特殊的语言。其中最有效的语言就是音乐。听音乐是早期教育的第一步。
关于早期智力开发的讨论已经有许多。目前国际上主流的结论是:智力基本属于先天的,没有证据表明智商能被人为地提高。但是,后天的教育仍然很重要。第一,适度的早期开发可以帮助孩子发挥其潜力;第二,家教对培养孩子的口味和习惯非常重要。所谓文化价值,从来都是人类主动地代代相传下来的。
如前所述,小女出生时,我们夫妇都在耶鲁读研究生,身边没有老人帮忙,自己还有学业要完成,压力非常大。头几个月对我们来说完全是"生存问题":保证孩子的健康,同时两人轮班睡觉、"接力",别累病了。在孩子还没有睡通夜觉的能力时,父母半夜至少要起来两三次喂奶,精力已经熬干;再谈什么早期教育、智力开发,恐怕有些强人所难了。
不过,我们孩子的早期教育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当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让她"学"东西,而是准时入睡。许多父母大概都受过这样的罪:婴儿该睡时不睡,必须抱着,放下就哭;有时不仅要抱,还要抱着不停地行走,嘴里哼唱催眠曲。小女一个月时,有一天我负责哄她睡觉,怎么也不能成功,后来自己累得"昏倒"过去;早晨起来睁眼一看:我们父女俩都斜靠在沙发上睡过去了,而且都是头冲下脚朝上。我当时一身冷汗,庆幸自己没有压着她。养个孩子实在要脱层皮。女儿没有出生时,我一天睡8小时很正常。自此以后,则绝少有能睡过6个小时的时候。现在她早就自己睡了,但我在没有任何打扰的情况下再也睡不过6小时了。
在这种焦虑的状态中,我们找到了古典音乐。开始也许是为自己安神。看一些书上讲,婴儿对父母有很好的直觉。如果她不睡觉,大人跟着焦虑,这种焦虑就会影响她,于是她就更不睡了。大人的情绪一定要平和甜美,才能哄孩子睡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哄孩子睡觉时就放一盘自己最喜欢的CD,那是帕瓦罗蒂和Wandsworth男童合唱团在1976年合作演唱的《神圣之夜》(O Holy Night)。结果发现,孩子一般在听到第三首歌之前,就安然入睡了,所费时间仅在10分钟左右。
这盘CD在国内应该能找到。我最初就是在国内听的老式唱片,因为特别喜欢,到美国后马上就买了同名的CD。这是一组基督教的圣歌,既安详又崇高。帕瓦罗蒂的声音洪亮甜美;特别是童声伴唱一出来,顿有天使下凡、送你进天堂的感觉,俗间的烦恼焦躁也跟着消失。在这样的音乐中看着自己的婴儿安详入睡,内心立刻被幸福给充满。女儿两岁以前,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听这盘CD入睡。
我选择这盘CD,也是因为相信古典音乐对孩子身心发展有好处。我在女儿出生前就买了一些儿童古典音乐或者专门的催眠曲。给女儿听以前,自己也试听,我这么一个古典音乐迷听这种小儿科的版本实在枯燥乏味。不过很快发现,我自己不喜欢的,对女儿也没有什么作用。慢慢我形成了自己的看法:那些《婴儿莫扎特》《婴儿贝多芬》之类的东西,其实多是自以为懂孩子心理的成人为自己想象中的婴儿或儿童编辑而成的。问题是,婴儿或儿童未必如他们想象的那样。这些小生命,往往能够和音乐大师直接沟通。
有些父母可能觉得:古典音乐太严肃,自己都没有欣赏力,孩子更不会懂?其实我们成人的心灵往往已经被流行文化所腐蚀,丧失了正常的感知能力。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口味歪了而耽误了孩子。我大学刚毕业时,正着迷于古典音乐。那时表姐带着两个外甥来我家里玩,最大的还没有上小学。我给他们听古典音乐,家里人笑,觉得没上学的孩子怎么可能懂这些大人也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可是,两个孩子跟我听得乖乖的。后来老大上了清华,如今在美国搞计算机,最大的爱好就是古典音乐,而且耳朵极好,对不同演奏家的风格分辨、品味得十分到家。我当时的理论是:莫扎特四五岁已经作曲了,怎么可能如今四五岁的孩子连听也听不懂?小女出生后头两个月时我试过各种音乐。那些催眠曲、"婴儿莫扎特"都不灵,甚至一般的古典音乐也效果不大。不过,帕瓦罗蒂简直是立竿见影。原因也不难想象。各种科学测试证明:人声中的各种音色,要比最复杂的乐器所能奏出的声音还要丰富得多。看来婴儿还是很"识货"的。
等女儿大一些,我给她的催眠音乐就换了一些,但依然不买专门为儿童设计的音乐。我给她直接听巴赫、萧邦,她都非常喜欢,全能随着音乐安然入睡。我一边陪着她,一边给她摸背或者按摩小腿(有时她白天跑得太累了),一边听自己喜欢的大师的作品,每每还能有些新体会,情绪上也十分满足。7岁半后,她妈妈哄她入睡的时候越来越多。有时她们在里面睡,我还在门外依依不舍地听着屋里的音乐。
很难说这样的"培养"对孩子有什么作用。没有人知道孩子在听这些音乐入睡时脑子里有什么活动。我只能谈些自己的观察和"感觉":古典音乐比较细腻丰富;女儿也许是因为听古典音乐长大,心灵比较敏锐,性情安详。她长到8岁,到各种环境都如鱼得水,和小朋友都相处甚好,也非常随和,没有想要什么一定要要的坏脾气。古典文化的一个核心,也正是强调这种温和中庸的品性。另外,女儿心灵很开放,对流行音乐不排斥,但也不着迷,她从来都觉得钢琴奏鸣曲要强于流行音乐。这种口味,现在已经根深蒂固了。最近她上钢琴课,正弹巴赫的《序曲》(Prelude ),也一直听一个儿童版CD中的这首曲子。后来我买到一盘阿什肯纳吉(Ashkenazy) 演奏的巴赫集,第一首就是这个《序曲》,于是用来给她催眠。没有想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她跑到钢琴那里弹起这首曲子,长进了一截。可见她对不同演奏家的领悟力已经相当发达,并能从别人那里受到启发。
在婴儿时期,孩子还不具备基本的语言能力,只能用哭来和大人沟通。大人和婴儿沟通的最重要的语言之一,恐怕就是音乐。每天晚上,帕瓦罗蒂都帮我一往情深地对女儿说:"我的小天使呀,你甜甜美美地睡吧。你享受的爱是无限的。"她好像也听懂了,并且很"领情"。
"常青藤原则"戒除打孩子
记得女儿刚出生时,我们夫妻谈起打孩子的问题。妻子直截了当地说:"你要敢碰她,我就打电话叫警察。"在美国生活过一段的人都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她当然不需要叫警察。因为我也反对打孩子。不过,打孩子对不对,远还没有定论。美国大部分州是禁止打孩子的。但在许多州,对孩子体罚还是合法的。根据一个调查,在巴西,19%的人相信合理的"打屁股"是必要的,这个数字在美国是55%,希腊是87%,全世界平均是52%。当然,这种调查未必准确。但是,说世界上大致一半的人口支持体罚,恐怕不过分。2006年10月,《今日美国》采访了20位企业总裁,发现他们都是在体罚中长大的。甚至有人说,体罚使人懂得守纪律,办事严肃认真,尊重权威,有组织性,这些都是企业总裁的必要素质。有世界经理之誉的前GE总裁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很感念母亲的教育。他的母亲,是个动不动要用鞋子来揍他的严母。Sara Blakely从小经常被打屁股,甚至把所有的内裤都穿起来作为防护。如今她长大成人,成为内衣公司的总裁。她做的内裤也许并不为防止打屁股而特别设计,不过,她有1亿美元销售额的公司的名字叫Spanx,就是从"打屁股"(Spank)中来的。
然而,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企业总裁,大多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大。当时体罚很普遍,他们受体罚并不能说明他们有什么特殊,更不能说体罚造就了企业家。我说这些,无非是想提醒大家,体罚的事情尚无定理,即使在美国,信奉"不打不成才"的理论的人大概还是多数。我作为少数派,只想把反对体罚的道理讲清楚,并且以我的孩子为例,展示一下不体罚的好处。
体罚是建立在大人和孩子之间体力不对等的基础之上的暴力行为。当你体罚时,你就是向孩子灌输了以强凌弱的合理性。这有两个后果:第一,孩子接受暴力原则,长大了会欺负人,甚至会欺负到老子身上。我上中学时,坐在我后面的一个男孩,上课来总是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是和他爸爸打架。我很吃惊:"怎么敢和你爸打架?"他回嘴说:"你他妈的懂吗?这叫独立战争!"后来他个子长高了一头,也不带伤来上课了。再问他家里"独立战争"的进展,他得意地说:"那老东西再不敢碰我了。"我猜,长满青春期肌肉的他,不教训一下他爸爸就算不错了。
这种例子比较极端,并不多见。但第二个后果,对现在的父母来说就非常实际了。从体罚中,孩子知道大个子可以欺负小个子,以后在外面碰到大个子,就会有恐惧感,觉得人家可以合理地欺负自己,影响其自信心。我女儿身体娇小,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学校,都是班里体重最轻的。孩子之间,推推打打在所难免。这个问题对她就特别重要。我们在家里,对她还是该严就严,但从来不体罚。我们教给她的信条很明白:没有人有权打你!她上幼儿园时曾有一段时间经常被一位男孩儿推搡,心里很害怕。我们也马上找到老师交涉,杜绝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保证她的心理安全。如今她已经8岁了,在学校非常自信,学东西也很快。而她在幼儿园时最好的一个朋友,是个犹太男孩,父母学习抓得很紧,恨铁不成钢,不时会打他。结果呢,个头不小,却畏畏缩缩,学习比我女儿慢至少一年多。
当然,仅仅坚持不打孩子,但不知道在不打孩子的情况下怎么教育孩子,也是不行的。打不打孩子其实涉及到一个更深的哲学问题: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应该是相对平等的,还是权威式的?这直接关系到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打孩子,其实是父母和孩子之间权威关系的一种表述。如果仅仅放弃打孩子,却保持这种权威关系,并用其他的形式表述或重申这种关系,那么孩子的成长还是会受影响。
我们不妨还是回到前面提到的Annette Lareau的《不平等的童年》。她发现劳动阶层和中高产阶层中的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有所不同。在劳动阶层,父母就是绝对权威,和孩子说话的方式很简单:行,不行!住嘴!别碰这个!孩子非常服从,没有二话,更不质疑父母。中高产阶层则完全不一样。孩子要买一个玩具,父母觉得不好,那就要和孩子讲道理,甚至达成交易:你不要这个,我可以给你买那个。你可以要这个,但回家要把几个字母学会……这种关系,是一种对话性质的,很像常青藤的讨论班。
我们应该承认:学龄前儿童和父母不是平等的,也不应该平等。但是,中高产阶层的父母在处理和孩子的关系时,尽量模仿平等关系。这样就使他们的孩子比劳动阶层的子弟提前十几年为长大进入和别人平等相处的社会做准备。
具体而言,中高产的子弟更有自信。他们从小就知道,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没有人能够无故否认他们的理念。他们总有办法为自己的理想和利益与别人讨价还价,不轻易放弃。同时,他们也知道,要坚持自己追求的东西就必须掌握说服别人的技巧,具备在有关问题上的基本知识,能够用事实支持自己的观点。所有这一切,自他们能说话起,就在他们和家长的对话中反复演练。以后当律师、企业经理或总裁、教师、推销商、科研人员,等等,什么不需要这一套技巧?在这方面,中高产阶层的孩子可以说早练就了童子功。
我教育孩子的方式当然不是完全来自书本,很多是来自个人的经验。我小时候被家长称为是个"无理搅三分"的孩子,外号"外交部长",因为什么事情都不听话,要和大人辩。当时家长这么说我,当然是贬义的,觉得他们小时候对我没有好好管教,惯得我没大没小。后来因为学习不用功,常常还挨打。比如英语,那时是"文革"末期,初中开始有英语课了。老爹满指望我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没想到我没有兴趣、不好好学,所以连打再骂。结果呢?我反而不学了。乃至高考时其他科目分数都很高,唯有英语交白卷。
小时候挨打对我成人后的事业有很大影响。我一生比较失败的时期,是大学毕业后的六七年。那时我主要当个记者,总喜欢追着思想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进行采访、赶时髦。直到后来听这些人讲话实在烦了,再加上80年代末因为生存环境的挤压而决定学英语出国,才终结了这种跟着"权威"后面学舌的日子。现在想想,我自己的思想原创力恐怕比这些权威中的大部分人都要大得多,为什么大好年华竟浪费在记录他们的话上呢?根据我的自我心理分析,那就可以归结为小时候挨打的心理后果。我小时候个头小,在外面就经常受欺负,尝过不少皮肉之苦;回家再因功课差、不听话而挨打,自然心理上会留下创伤。虽然我一直很反叛,坚持学自己喜欢的专业,但是对世界毕竟还是充满了恐惧,对独来独往、挑战权威更是缺乏信心。相反,权威则是身强力壮的"大个子",跟着他们后面记笔记,不另起炉灶,心理上感觉安全一些。这种心理阴影,到了耶鲁读了几年书后才摆脱。耶鲁对我最大的影响,也许并非学术的训练,而是使我抛开了惧怕权威的心理,从挨打中站起来。如今我不仅教书搞研究,而且在国内成了挺"人气"的媒体撰稿人。我事业的最重要的基础,并不是接受了大人的武力权威而用功的结果,而是不听大人的话、进行"胡搅蛮缠"的行为。"胡搅蛮缠"训练了我的批判性思维和基本的辩论技巧。所以,我在女儿很小的时候,担心的不是她不听话,而是她太听话。我利用一切机会提醒她:有时候你是对的,爸爸妈妈是错的,并特别鼓励她挑战我们的权威,质疑我们所说的话,培养她独立思考的习惯。
作为大人,应该了解孩子的心智发育有一个过程。比如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做错事情不是出于有意,而是能力不到,就像晚上尿床一样,自己无力控制。家长的职责,是帮助他们逐渐认识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不是靠体罚培养他们一种动物式的本能――不加思考地回避某些事情。另外,暴力的方式还会产生两种"抗体":第一,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信任和感情纽带被破坏,等孩子长大真需要家长指教和帮助时,他们就不来找家长了。我们这一代人在青春期时,常常不听家长的话,家长不得不让哥哥姐姐代他们劝说弟妹才有效果。这说明孩子对家长的权威有本能的抵抗。如今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不具备当年我们的家长所具有的选择,到时候还怎么教育孩子?第二,体罚频繁后,孩子对体罚不当回事,体罚也就失去了棒喝的作用。我的女儿从来不接受体罚,凡事家长都和她讲道理。如果真做了什么特别不对的事情,妈妈说一句"妈妈生气了",她眼泪就会下来,会好好想一想。对她的严厉到此就够了。我们很少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手段。这就好像对从不吃药的人一点药就特别管用一样。
我不能否认,权威式的教育培养的某些品性,如服从、纪律等等,在某些领域还是有用的。比如军队、工厂,都更需要尊重权威而不是挑战权威。但是,世界在变,创意型的工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中国,过去是计划经济,你听家长、老师和领导的话,服从权威,权威会给你安排职位甚至你的一生,用不着你操心。现在是市场经济,大学毕业学校不包分配,从学什么、怎么学,到走什么人生道路、选择什么职业,都要自己决定。所以,孩子还是从小学会在和家长的对话中独立思考,自己为自己做决定比较好。最近美国有研究证明,从小挨打、挨骂的孩子的平均智商为98,那些不挨打或几乎不挨骂的孩子平均智商为102(人口的平均智商为100)。这4分之差很可能是因为不打孩子的父母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讲理、解释,增加了孩子和大人之间的互动。换句话说,不打孩子更符合"常青藤原则"。
孩子要宠不要惯:从分床说起
孩子上学前是否要和家长睡?一直没有统一的意见。在美国,主流的意见和习惯从来都是自幼分床。这和美国人强调个人独立、强调夫妻的隐私的价值观念,以及美国住房面积大的物质条件恐怕都有密切关系。在日本,主张一起睡的就比较多,实际上许多人就是这么做的。这当然也是日本住房拥挤的反映。日本的媒体上,也有不少讲这样从小不分床,使孩子不独立,乃至日后有"母子分离"的心理危机的讨论。
我们的女儿是7岁以后才和我们分床的。其间也经过了一些小小周折。我们觉得孩子应该在一两岁时就和父母分床。之所以拖到7岁以后,还是出于"常青藤原则"中平等的观念,和女儿商量,尊重她的意志,保证在她自己愿意时分床。为此,我还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不分床的理论。
小女出生时,我们夫妇都在读研究生,能力有限,住的地方十分狭小。再加上是第一个孩子,没有老人帮忙,非常紧张小心,所以她从小就睡在我们屋里。
等她快1岁、该脱离婴儿床时,我们就开始考虑分床的问题。当时全家还在日本。记得那天去看儿科医生,顺便就问了一句:日本的不分床和美国的分床哪种好?没有想到,医生对美国很有成见。他说:"你们想想,一个那么小的孩子,就自己孤独地躺在屋子里,不觉得父母在身边,长大后也不懂得和别人沟通,最后闹不好拿枪杀人了。那会儿父母后悔也晚了!"
这几乎是你能听到的最强烈的偏见了。我本来应该不理。不过,因为他说得十分激烈,我不得不把问题重新想一下。孩子身体确实太小。这么小的一个躯体,自己躺在一个屋子里,害怕是最正常的。我还记得小时候去一个同学家,他姐姐向我们抖落他的丑事,说他晚上没有胆量上厕所,就把尿撒到暖气片上,弄得屋子里臊得进不去人。当时我们哈哈大笑。现在想想,那位同学也是怪可怜的。他后来是我们几个里面最强壮的,不仅练就一身武功,还是学校头号球星呢。这样的人都怕成那样,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的孩子呢?所以,我对妻子说,能分床就分,但不要在这方面推孩子太厉害。
女儿两岁多时,妻子说服她分床,并且告诉她:爸爸妈妈的床就在几步之外,而且门也不关,不要怕。另外,现在的小床也做得很讲究:床头有一个手电筒,孩子半夜醒来,可以用来照明。女儿一开始觉得很新奇,还挺高兴。可是,第二天晚上就开始哭。到后来,干脆半夜哭着跑到我们床边来。我心一软,马上把她抱在怀里,两人一起睡着了。分床计划也就这样破产了。
为什么如此?并不是我溺爱孩子。我一直有个理论:孩子要宠但不能惯。所谓宠,就是满足她的一切感情要求。但是另一方面,该严要严,决不放任她养成坏习惯。这两者是相得益彰的。孩子其实很脆弱。你对她严加管教固然对。但是你还必须考虑:你对她厉害后,你和她之间的父女纽带是否会被破坏。比如,孩子一怕你,就不会什么事情都和你讲了。真到了青春期你需要多知道一些她心里的事情时,她对你关上了门,这样的代价应该付吗?另外,被训出来的孩子,未免畏缩,干什么事情总怕自己做错了,毫无自信。这对孩子的成长难道不会形成障碍吗?所以,我认为,对孩子能多严,要看你对她有多宠。你越宠她,她在你这里得到的感情满足越大,你该教训她时"本钱"就越大,不至于怕会打击她的自信,伤害她对你的感情信任。
也正是循着这个逻辑,我不仅没有和她分床,而且每晚要陪她睡,给她摸背,一直等她睡着了才起来干自己的事情。因为我工作忙,她总跟妈妈,晚上睡觉就成了我们难得在一起的时光。对此我异常珍惜,几乎垄断了这个差事,一直等孩子7岁后分床后才和她妈妈轮流哄她睡。
不过,在不分床的同时,我们也不断地告诉女儿:别的孩子都是分床自己睡了,就你还和父母睡。这一来是让她有这个意识,为将来分床做心理准备,一来是让她感到自己与众不同,特别受父母宠爱,有信心,这样我们该教训她时又多些本钱。等到她上了学前班,她和父母睡这件事情就成了家庭秘密,说不出去。但是,等上了二年级,她自己开始有压力了。因为一些小朋友陆续开始互相串门。她把同班同学请来,人家问她卧室在哪里,她只好支支吾吾,结果主动和我们商量买床的事情。我们顺水推舟,满足了她的愿望,给她卖了个单人床。她欢天喜地地有了自己的卧室,再也不要回来了。
我们的女儿,就是这样水到渠成地和我们完成了第一步分离,没有任何转型期的障碍和反复,一切快快乐乐。更重要的是,她发展出几个品性,我看都和这种渐进的分床方式有关。
第一,她非常听话。孩子总会有各种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满足她,她从来不会争。比如我们全家一起出去逛购物中心。她看上的东西想买,我如果嫌贵,随口就说不能买。她二话也不会说,马上把东西放回去。许多孩子那种非要一件东西,甚至不惜耍赖的事情,我是从来无法想象会发生在她身上的。另外,她出去交朋友,也不会过分依赖哪个小朋友,不像许多独生子女,对同伴有时有偏执的占有欲。父母叫她做什么,她都照着做。一句话,她没有感情饥渴症,绝对相信父母,待人接物有信心,学东西也很快。我认为,这是父母让她感情充分得到满足的结果。
第二,她的小世界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马上就会和父母讲,父母可以及时应对。比如,几天前她回来说,她班上一个叫奥莉维娅的女孩子很怪。原来,那孩子教她怎么搔首弄姿,吸引男孩子。等吸引过来了,就把他甩掉,让他心碎,等等。我们当时非常吃惊,真没有想到这么小的孩子已经成熟到这种地步。于是我们教育她,做人要坦诚,不应该欺骗别人。她也很快明白了是非。最后还问:如果碰到别人教我一些东西,我来不及问爸爸妈妈,必须自己决定时,应该怎么办?我们告诉她:你不是学过黄金戒律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家要让你对另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你只要想想你是否希望别人对你做同样的事情,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她非常认真地点点头。我们也对她这方面很有信心。这一切,还是有赖于家长和孩子间的信赖。
讲了这么多,我并不是说分床不好。我只想说,每一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也是因人而异,在这方面各种处理方式都可能是正确的。不过,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不能盲目和别人比,一看别人家孩子如何了,就觉得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如何。这里最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孩子和家长的感情信赖和沟通,孩子的信心。不管你怎么安排,都要有利于孩子这方面的发展,让孩子更容易适应这个世界。所以,在分床的问题上,我们虽然一直抱有分床的目标,但最终还是遵循"常青藤原则",避免单向指令,和孩子充分协商,最后启发她自己做出决定。
父母:孩子的第一个常青藤教授
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关于早期智力开发的材料,可谓应有尽有:读物、磁带、录像、光盘、游戏,甚至还有增加智能的启蒙班。不过,这些现代智能开发技术和产品的效果却不佳,甚至会影响儿童智力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久看电视孩子会智能下降,老玩电子游戏智能也会下降。而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也证明,那些利用新技术开发的智力的产品,也导致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在美国风行一时的《婴儿爱因斯坦》系列读物和光盘,销售额已经达到两亿美元,一度成了早期智力开发的经典。但是,华盛顿大学2007年8月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一系列对孩子的智力成长实际上有负面作用。在8~16个月之间的孩子,每天看1个小时的这种光盘,其掌握词汇的能力就会相应降低17%。我也听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帮助儿童背诵古诗等等的音像制品,感觉更糟。只可惜国内有关研究不发达,无法知道这些东西对儿童究竟有多大危害。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我们不妨回到"常青藤原则"。常青藤上课重视小型讨论班,即使上大课,也往往在正式授课之外把大班拆成几个小组上讨论课,由教授或者研究生主持。这种教育是对话式的、互动式的,其功能不仅是传授一些死知识,而且要发展学生提出问题、进行置疑、辩论、说服、论证等等能力。这必须要教授在小班和学生面对面地互动中才能做到。这套传统,大概是来源于英国的牛津、剑桥。在那里,至今甚至还保留着师生一对一辅导的传统。可见面对面的教育的传统是多么源远流长和重要了。
到了美国的州立学校景象就不同了。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是美国最好的州立大学,也是响当当的世界名校。不过那里本科生教育的大课是有名的。大约10年前,我一位朋友为了儿子选大学到该校访问,发现大课规模上百人,老师根本不认识学生,甚至教室外还有出售课堂笔记的;那些逃课的学生,买了笔记复习一下,考试也能应付过去。后来那位朋友赶紧将孩子送到个名气小但规模也小的学校读书了。伯克利的教授,明星如云,其大课的精彩也是可想而知。但是,不管教授多么出色,不管其课堂是多么激动人心,这种满堂灌的大课,比起对话式的讨论班来,毕竟差一个等级。最近网络技术日新月异。耶鲁、麻省理工等名校,纷纷把课堂免费搬上网,有录像、有讲义、有阅读材料,免费供全世界的学子身临其境地使用。这种课,大多也是经明星教授精心准备开设的,质量绝对一流。但是,你在网上修遍这些课,还是拿不到毕业证书,也不能说受了常青藤的教育。关键是你没有在常青藤的环境中和师生们有过面对面的人际互动。
把这套"常青藤原则"搬到幼儿期的家教,也是一个道理。父母虽然未必是教育专家,但是父母和孩子面对面的互动,就如同是讨论班。这种天伦之乐不是父母单向对孩子传授信息,而是父母针对孩子的各种需求随时做出反应。比如父母给孩子读书,孩子马上会触景生情,从书里的故事讲到自己游乐场的经历,讲和爸爸妈妈去动物园看到的动物等等,父母马上也会跟着附和。这样的对话,激发孩子提问、想象,使孩子始终处于能动的状态。这才是一流的、"常青藤式"的教育。
那些智力开发的磁带、光盘是什么?质量粗劣的且不去说。即使是经过专家反复研究而制造的尖端产品,充其量也不过是"大课",甚至是网络式的远程教育。这种教育再好,也不能代替父母与孩子那种面对面的对话式教育。在这种磁带、光盘主导的教育中,孩子完全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的信息,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做出回应的机会,久而久之,就变得消极迟钝。与此相对,哪怕是父母随意和孩子玩耍,给孩子智力和感情上的良性刺激也要丰富得多。所以,让孩子过多地接触那些智力开发的产品,等于以之替代了父母和孩子们互动的时间。这就好像用州立大学的大课代替了常青藤的讨论班。效果怎么可能好呢?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孩子不得不接触一些教育类的音像制品时,大都亲自在身边监督,不断和孩子交流。比如,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的发音本身就有问题。当孩子学习发音和拼写规则时,我们也用了音像教程,并且和孩子一起观看。这等于是和孩子一起学英语,中间不时停下来提问,保证孩子充分消化;甚至有时孩子比我们先掌握,我们就会让孩子给我们讲解一下。我妻子则更为严格。她接受了许多美国家长的做法:在孩子读一本书之前,自己先读一遍,保证这些书的内容对孩子有益无害。这样,她也保证了自己和孩子活在一个世界里:孩子读的故事她都知道。孩子平时随便提起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我接不上茬,她则马上就可以和孩子讨论。同时,她每天花了大量的时间,给孩子读书、讲故事,甚至两个人一起编故事。孩子因为和妈妈消磨了太多快乐的时光,对电视、电子游戏等等,几乎没有兴趣。
父母如果不是平时不停地和孩子说话,有时你简直不能相信和这么小年纪的孩子可以讨论多么复杂的问题。一次,我哄8岁的女儿睡觉,这时总是她和我话最多的时刻。我一边和她东拉西扯,一边给她的腿和背按摩。看她那么舒舒服服,我不禁逗她:"你说,爸爸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我知道她一贯的思维习惯:从来不肯用"最"来描述任何事情。她的理论是:她必须见了所有的东西后,才可能用"最"来形容一个东西;而她是不可能见到所有东西的,所以她不能说"最"。这次她也不例外。虽然她不愿意得罪爸爸,但还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嗯,你就是我的爸爸,我唯一的爸爸。不过,世界上有许多爸爸,我都没有见到。怎么能说谁最好呢?况且我的爸爸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爸爸,对别的孩子来说肯定是他们自己的爸爸最好。这也没有办法比呀。"
我连连点头。她接着又说:
"任何东西,都没有最好。因为不管这东西怎么好,总是不能十全十美的好,总可能差那么一点,总有个更好的。"
我灵机一动:这不是很接近柏拉图的"理念型"的概念吗?于是继续附和她:
"你说得对。比如一个圆,最完美的圆是我们脑子里想的东西。但在现实中,你画的圆不管怎么圆,总不可能是最完美的。"
"是呀,"她马上说,"不管你怎么画,你画出来的肯定不是最圆的圆,最多只能是接近最圆的圆。"
我再帮助她总结:"那最完美的东西只是我们脑子里想的概念了?"
"对。所以我觉得不能用'最'来说任何真实的事情。'最'只是我们的想法,在真正的生活中没有。"
"你知道柏拉图吗?他就讲了许多类似的道理。"
"是你在车里听的课中老讲的那个人吗?"
我开车时确实放一盘西方思想史的讲座听,也正讲到古希腊哲学家。没想到她居然也对这个名字有印象了。不过,此时我马上意识到,孩子是否知道柏拉图根本不重要,关键是她有某种意识和思想。因此就此打住,让她赶紧睡觉。
在我看来,我们睡前这段小对话,就是常青藤的教育。她所思索的内容,许多大人恐怕也摸不着头脑。但是,孩子天生就是个小哲学家,会问许多哲学问题。比如:世界的边缘在哪里?世界从哪里开始?这是女儿三四岁时的问题。一次在她的幼儿园中,小朋友们讨论:"谁创造了世界?"一个女孩子说:"上帝创造了世界。"女儿则问:"谁创造了上帝?"还有一次,女儿和妈妈一起看芭蕾。她突然问:"第一个跳芭蕾的人,是从哪里学的芭蕾?"这些问题,都是大人无法回答的。但坚持和孩子互动,会激励她提出这样的问题,并及时告诉她爸爸妈妈也不知道答案,给她留下充分的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这种"常青藤原则"和死记硬背、满堂灌的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
中国文化以注重子女教育著称。但是以我个人的观察,不少很有文化的人,对孩子坚持权威主义的教育,不和他们多交流,而是习惯于简单的指令,让他们到各种班或者跟着各种光盘开发这开发那。甚至许多事业很成功的父母因为事业太忙而无法和孩子消磨很多时间,就让电视、电子游戏帮助自己看孩子。久而久之,孩子沉溺于电视和电子游戏,丧失了思考能力,甚至在感情和智力的发育中产生一系列病理问题。我在这里要说的是:父母是孩子第一个常青藤教授,要从小主持孩子的"讨论班"。每一个孩子,都天生具有接受这种常青藤教育的条件和权利。父母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常青藤式的幼儿园:兼论孩子不必早读书
孩子要不要上幼儿园?从多大开始上幼儿园?上什么样的幼儿园?这一直是争议不休的问题。我们传统的观点是:孩子应该上幼儿园。一般而言,上幼儿园的孩子在智力、感情和社会能力上发育得比在家里长大的孩子要快一些。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孩子的这些能力,需要在和更多的人的互动中才能充分发展。如果孩子总待在家里,和家长之间的交流不管怎么充分,也是比较单一的,许多社会内容(比如和陌生人、朋友打交道)根本不会出现,孩子也无从学会有关的社会技能,甚至连这方面基本的语言也难以掌握。用我们的话说,孩子大一点就需要有小伴侣一起玩儿,不愿意总和大人泡着。所以,孩子一岁半左右,送进幼儿园是有好处的。更不用说,中国是个独生子社会。孩子在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更显孤单。如果再把孩子交给老人带,则可能更有碍于其发展。一般而言,老人比较惯孩子,同时因为精力不济,跟不上孩子的节奏,无法和孩子形成有效的互动。这也是为什么老人带出来的孩子慢一些、社会技能差一些的原因。
不过,上幼儿园也并不是没有问题。比如美国最近有不少研究显示:上幼儿园的孩子有"行为问题"(如不听话、暴躁不安、欺负别人等等)的比率比较高。一项2006年的研究甚至称幼儿园的孩子在一天中体内分泌的压力荷尔蒙可的松 (stress hormone cortisol) 要比在家里带的孩子高。很显然,送孩子上幼儿园,固然帮助孩子学习社会、增加人际沟通,但也可能要付出代价,使孩子过早地承受各种社会压力。
我们的女儿在两个月多一点就进了幼儿园。在这方面,我们因为学业压力,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当然也没有在送与不送之间权衡。我更多的是看到了早送幼儿园的好处:孩子从小习惯于和陌生人打交道,适应不停变幻的环境比较容易。比如她15个月刚到美国的幼儿园时,半天内就适应了,一点也不认生,妈妈走了也不哭。而一个比她大两个月的女孩儿,因为是第一次上幼儿园,几个星期也不适应,甚至哭几个小时,逼得妈妈再把她接回家(在这方面,我们夫妇俩看法不同。妻子说如果她能够重新选择的话,孩子半岁前她肯定会放弃一切自己来带)。不过,我们在选择幼儿园时则比较精心。特别是女儿从十五六个月到5岁期间上的那个美国幼儿园(名字叫"创造性的儿童"),对她的成长发育非常关键。我不妨结合那个幼儿园谈谈幼儿园教育的原则。
这个幼儿园最好的地方是师生比例。在她一岁多到两岁出头时上的婴儿班,师生比例是1∶3,2个老师,6个孩子。而实际上,有的孩子因各种原因缺席,有的来了以后要睡觉,有时则还有助理老师帮忙。这样就经常出现一个老师看两个孩子,甚至一对一的局面。一年后上中班,2个老师6个孩子。再过1年上大班,18个孩子分3桌,也就是3组,1组6个孩子,1位老师。这样一直上到5岁。再者,所有老师都是大学生,都受过育儿的职业训练,有许多能唱能跳,比如婴儿班的领班老师还是康州交谊舞比赛的第二名,另外有一名黑人老师擅长非洲舞。大概最好的老师,是一些临时老师,她们大多是耶鲁的学生,才能极其丰富,说演戏就演戏,说唱歌就唱歌,说讲故事就是一大串故事。这样的环境实在是最理想的。当老师和孩子能到一对二或三甚至一对一的水平时,孩子就能得到大人充分的照顾,和家长自己看几乎无异;而各位老师技能多样,能够取长补短,教给孩子的东西比一个家长要多,在方法上花样也多。更重要的是,孩子有机会和别的孩子打交道、交朋友,培养了其社会技能。美国最近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孩子过早进入大群体的环境,会增加其日后的"行为问题"。而幼儿园能保持这么小的环境,从婴儿班到中班再到大班,逐渐扩大班级规模和孩子的社交范围,无疑给孩子以充分的适应时间,避免了各种"行为问题"的发生。用我们的"常青藤原则"来分析,大群体是大课式的教育,漠视孩子的具体需求。孩子因为年幼还没有社会化,不懂得遵守基本的社会规范,彼此容易冲突,也容易通过各种过激行为抗议自己所不理解的社会规范。小群体则使老师可以及时对每个孩子的具体需求做出反应,一个一个地帮助孩子学会基本的社会规范。女儿在这个幼儿园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戒律"掌握得特别好,就是因为老师能够根据她碰到的每一个小问题(如和其他孩子抢玩具引起的冲突)耐心帮助她领悟做人的道理。
这个幼儿园执行了非常严格的规矩:坚决不教孩子语文算术。我们开始时还就此提出异议,院长则特地解释了他们的教育哲学:在学前阶段,孩子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发展感情和社会技能,即怎么和别人相处、怎么在陌生人的环境中保持情绪的稳定,而非读写算术的能力。当一两岁的孩子离开父母到了幼儿园时,这个孩子就等于走向了社会。从大人的眼光看,她不过是要对付另外5个小朋友、2个老师。但对一个幼小的孩子而言,这几个人构成了一个"大世界";要理解和适应这个"大世界",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孩子在这一阶段的生活经验不需要读写、算术等技能。用理论化的语言来表述,读算这种学术性技能是理解超出我们的直接经验范围的世界的工具。在孩子连身边的世界还不能充分理解时,当然不需要这种技能,大人也不应该把孩子不需要的技能强制塞到她手里。当感情和社会技能还发展不充分、不稳定时,让孩子学读写算术,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挫折感。在挫折感中学习明明和自己生活不相关的东西,自然导致了厌倦。最后,孩子不仅读写算术没学多少,感情和社会能力也发育不成熟。感情上不稳定,社会技巧的缺乏,则使孩子对付不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在上学后成为影响其学业的最大因素。我在后面讨论早期教育和智商问题时将进一步指出,现代一系列新的研究和调查表明:在5岁以前开始阅读的孩子,日后的阅读发展反而比较慢。
女儿每天来到这个幼儿园,不是学什么读写,而是坐在老师的膝上听老师念图画书。我在本书第三部分讨论早期智力开发时引述一些专家的研究指出:在早期教育中,大人给孩子读图画书(而不是让孩子自己识字)是最好的手段。因为孩子对着图画听故事,会触景生情、激发出对世界的兴趣和想象力;同时大人和孩子还在这一过程中有随机的交流。这样孩子的词汇量就逐日加大,表达能力也日渐丰富,和外部世界的沟通就更加复杂。女儿从小就听故事成瘾,对电视反而缺乏兴趣。她一岁多时经常半夜二三点醒来,拿起一本图画书使劲摇着正在熟睡的妈妈:"讲书!讲书!"一次我带她去书店,一位母亲正兴致勃勃地给自己的孩子念图画书。女儿则从书架上找到一本自己喜欢的,走过去塞到人家手里,意思是:"你给我讲!"我赶紧上去道歉。大家哈哈一笑。从这个场景也可以看出,女儿在幼儿园已经习惯了:什么时候想读书,就可以找到一个大人(即她的老师),然后坐在人家的膝头听故事。到了书店,自然也觉得所有大人理所当然应该给她"讲书"。幼儿园在这方面实在是把孩子"惯"得异常自信。另外,除了听故事外,她在幼儿园的大量时间用于摆积木、观察动物等游戏上。幼儿园基本没有电视,整天的活动是在和人的互动中完成。这样,女儿从这个幼儿园出来后,虽然没有认什么字(应该说是一个大字不识,认的几个字也都是家长自己教的),但是观察力非常敏锐,动植物的知识异常丰富,而且情绪快乐、信心十足、能说会道、善于和别人沟通。5岁以后上学前班乃至小学,没有适应的问题,到哪里都如鱼得水。她虽然出身于非英语家庭,但在班上阅读领先,并先后上了钢琴、芭蕾、中文、法文等大量额外的课程,全无压力。这和她在感情上的成熟、稳定有非常大的关系。
顺便交代一下,这个幼儿园,一个月的学费将近1200美元,不包伙食,而且要排队才有机会。有时要等一年,有时则永远等不到机会。妻子当时去参观时,对其教育和设施都目瞪口呆,辛酸地感叹这样的"儿童天国"实在不属于我们的穷孩子。可是一个月后,幼儿园院长突然打电话,说因为一个孩子因家长失业而退出,其年龄、性别和我们女儿相合(幼儿园对每个班孩子的年龄、性别有严格配置),有位置给我们的女儿,我们必须在3天内做出决定。当时的1200美元,就是我们的全部收入,缴了这笔钱就连房租也没有了。况且第二年我们奖学金用尽,一无所有,怎么可能上?后来我们夫妻俩反复讨论,得出了一个"非理性"的结果:一定要上!孩子不能为父母的穷困在教育上付出代价。没钱我们自己想办法!当时一位朋友听到我们的决定后,说我们"疯了"。确实,这可以说是我们一生在个人财政上最为冒险的决定。不过,做出这一决定后,我"逼上梁山",开始给香港、新加坡的中文媒体写稿,最后写到大陆媒体。后来几年竟靠着稿费支撑着全家的生活。这也是我四五年期间在国内出版了十几本书的"第一推动"。回想一下这段历史每每感叹:孩子最能激发父母的潜力!另外,第二年我们马上拿到一笔奖学金,每月自己只支付300多块,减了将近1000块的负担。美国的这种高层次的私立幼儿园和学校,都有扶助弱势阶层的政策,学费高但也给许多家庭提供奖学金,保证孩子来自多元的社会背景,避免办成贵族学校。再有,即使从经济上算,上这样的"高级"幼儿园还是更划算。我们周围有些经济条件好得多的家庭,为了省钱把孩子送进了700多块的幼儿园,孩子不适应、容易生病,常常三分之一的时间要接回家里,而即使孩子在幼儿园里,家长也提心吊胆,最后平均每天的费用可能更高。我们的女儿,第一年仅有一天因病缺勤,而且在幼儿园非常快乐,当家长的自然可以安心干自己的事。我在那一阶段压力很大,但"生产力"很高,也和这个幼儿园有关。
这样的幼儿园,在中国大概不太现实。我这里的介绍,只是想给国内的家长和早期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个理想的模型。我知道国内有许多"贵族幼儿园",物质条件并不缺乏,缺的是幼儿教育的理念。在给孩子选择幼儿园时,家长首先要弄清楚学前教育的基本目标。学前教育顾名思义是"学"之前的教育。在"学"的阶段之前让孩子读书,无异于揠苗助长,结果很可能是使孩子的感情和心理受到挫折。幼儿园的最大功能,是帮助孩子在感情上发育成熟,完成初步的社会化过程。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智力开发型的幼儿园常常是最有害的。许多家长温文尔雅,家教很好,但孩子在集体中则脾气暴戾反叛,很难管教。这里的一大原因,就是孩子太小,语言也有限,有了挫折感无法通过语言表达,就用行动来表达。幼儿园如果不照顾孩子这种感情发育的特殊需要,一味强调智力开发,孩子的挫折感就可能更强,乃至上了学后感情不稳定,不知道如何和别人合作,最后触犯许多同伴,陷于孤立,性格变得更加焦躁。一般而言,中国的家长过分迷信智力开发,过分重视孩子的功课,对教育的理解非常狭隘,甚至把感情发育、社会能力排斥在教育之外。而中国目前的幼儿园班级太大、时间太长,且强调死记硬背。孩子在家作为独生子被过分娇惯,乃至有四二一综合症,然后突然进入一个幼儿园的大班还不算,学业压力也跟着上来,落差太大,心理就更难适应。在我看来,家长力所能及,应该是挑选师生比例较高、注重快乐而非智力的幼儿园,或者送孩子半天,以减少压力。要记住,没有"情商",孩子智商多高也难以成功。
正向心理循环
我在本书中反复强调:每个孩子都是个天才。父母的责任是发现她或他是个什么天才。你把孩子当天才,她或他才能成为天才。即使确实不是天才,一个相信自己是天才的孩子,也有着更高的自我期望值、更远大的理想、更充分的信心,即使最终不可能有天才的表现,也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潜力。
我在大学教书时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有一个学生在我的课上表现相当突出,他在文科其他各个课程中也全是A,同时参与了地方选举,以后还准备自己竞选公职。当我发现他数学课只拿了一个C时,就问他为什么。他叹了口气:"我不是数学的料。"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数学的料?"
"从小我数学就不好,也实在没有兴趣。"
"小时候数学不好说明什么呢?你看看你小学一年级的同学,大概许多都比你高。可是,现在有几个能长你这么高的个儿头?你能根据你一年级的身高,说你天生长不高吗?"我这么说,是因为他是个快一米九的大汉,而且告诉我他小时候身高并不突出。他听了我的话不免支支吾吾,找不出解释来。于是,我开始给他进行心理咨询:
"你不应该轻易形成对自己的负面看法。当你认定你不是数学的材料时,你就会不自觉地用行动来证明你的结论。比如,数学考试碰到一道难题,其实对大家都很难。可是你想了一会儿没有结论,马上加强了对自己的成见:'我就知道我数学不行,做不出来。'于是,本来再努力一下就有希望做出来的题,就真做不出来了。等考试成绩下来,你就更灰心丧气:'咳,我就不是这块料。实在没有办法。'如果哪次考试不留神考得不错,你则心里暗喜:'今天走了邪运了!连我也几乎满分。'你就这样自动地把相反的证据排除在你的推理之外,并不会因为成功而对自己的才能更有信心。长此以往,你不仅尽心竭力地在生活中寻找一切可能的证据,证明你不是数学的材料,你还会不自觉地创造证据,比如在明明可以成功的考试中失败,结果更加坚信了自己是如何不可救药。这是一个恶性的或者说是负向的心理循环:失败的信念不断制造失败的事实;失败的事实又进一步强化失败的信念,如此循环往复乃至无穷,最后就真变得无可救药了。"
这个学生的不幸是,他掉进了我所谓的"负向心理循环"的轮子。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掉进这种轮子里的人,大多是在小时候就形成了对自己的某种负面的观念,比如我这个不行,我不是那个材料等等。而且这种对自己的负面观念形成得越早,以后就越难以自拔。
但是,除了这一"负向心理循环"外,还有另外一个轮子,制造的是"正向心理循环"。具体而言,当一个人相信自己是数学天才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是天才;甚至在没有证据的时候,也努力为自己创造证据。比如我高中一位好友,理工科很强,很相信自己"是这块料"。一次他碰到一个物理题,怎么也解不出来。换了我早放弃了。可是他说:"这题我要是解不出来,谁能解得出来呀?"结果他苦思苦想几天,有一天豁然开朗,兴冲冲地跑到我家报喜,大有一副舍我其谁的气概。他就这样创造了自己是天才的证据。在这种"正向心理循环"中,成功的信念制造了成功的事实;成功的事实又进一步强化了成功的信念。如此循环往复乃至无穷,此人就真成了天才。
我在本书第三部分讨论智商研究时指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智商是可以人为提高的。许多旨在提高智商的早期教育产品,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运用过度反而影响孩子的智力发展。简单地说,你的孩子智商是多少,你只能赶上什么算什么。比如基督徒常说"上帝赋予的才能",我们中国人也常说"天赋"。你最好还是相信孩子的智商是上帝或者上天给的,家长无能为力。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提高孩子的智商这个问题上,你不要和命运进行没有希望的搏斗。
那么,家长能做什么呢?家长能做而且也应该做的,是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孩子既定的智商条件下,给孩子创造最佳的心理和社会环境,使她或他能够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智商发掘出来。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怀有宗教般的乐观精神,即相信上帝或上天还是基本公正的,在智商上给了每个人足够的本钱。就看你怎么拿着这些本钱生息了。
那么,家长怎么才能让孩子的智商"生息"呢?很简单,那就是帮助孩子建立"正向心理循环",并及时发现、消灭任何"负向心理循环"。不管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心理循环",都像个轮子,能转起来都需要"第一推动"。这"第一推动"一般出现在生命的早期,受家长的影响最大。建立一个好的"心理循环",大概是家长能对孩子的智能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用更白的话说,你虽然不知道你的孩子是否聪明,但你必须让她或他觉得自己聪明。
先说"负向心理循环",因为这是孩子智力发展的最大障碍。这一循环的轮子能转起来,"第一推动"经常是小时候的一个偶然事件。比如数学不好,很可能就是孩子不喜欢教数学的老师,或者碰巧在数学课或考试中有了一次比较坏的经验,或者是因为发育问题,某些方面的能力发展得晚一些。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心理学、教育学的问题,孩子自己当然不可能理解。他们的倾向,就是把一个偶然的事件放大,就此形成对自己负面的定见。如果及早发现,家长就可以帮助孩子克服这种定见。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家长应该避免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攀比,更要避免让孩子学一些过难的东西。望子成龙的家长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急着"开发智能"、不断挑战孩子的能力极限,希望她或他能够学会一些超出其年龄能力的东西,成为出类拔萃的孩子。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可能是:孩子在不切实际的期望之下学过难的东西,学不会、心理压力大,最后干脆得出"我不行"的结论。许多早期智力开发适得其反,也是这个原因。在这方面,我们第一次当父母,也犯过错误。不过总能及时修正。所以女儿基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学钢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般的家长中也很有代表性。我们都知道学钢琴的好处,也都希望早点开始。我们的女儿在这方面的经历,后面有专门一节会讲,这里只提几个要点。女儿是4岁半就开始学钢琴的。老师的风格属于放羊式、娱乐式,让孩子高兴。女儿自然没有压力。5岁搬到波士顿,钢琴课中断。7岁时,找到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重新开始。这位老师很有名望,手下的学生也非常出色。不过,因为过于严格,女儿心理压力非常大,对上课有些畏惧。特别是那位老师过分强调识谱能力。女儿手很灵巧,识谱却很慢,也许是发育问题。但老师则坚持她必须先过此关,否则其他就别谈。于是女儿卡在那里,身心全在和自己最弱的方面挣扎。另外,那老师手下两个比女儿小的男孩儿,天分奇高,学的时间也长,水平明显超出女儿一头。这种情况处理不当,就很容易成为她的"负向心理循环"的"第一推动"。于是我们果断中断了这一课程。在下面一年,由妈妈教她识谱,走走停停,没有任何压力。再过一年,找到一位俄国老师,把她视为一个小天才。于是她不仅钢琴一下子上路,信心也足了。
当女儿在这方面初步成功后,我们就向她的一个同学的家长推荐这位老师。那位家长自己是学过钢琴的,孩子也要学,所以非常感兴趣。一次,她带孩子来我们家玩,特别让女儿弹一段,大概是想看看老师的教学效果吧。女儿一弹,她脸色就变得非常复杂。妻子对她了解比较多,事后推断:她肯定没有想到这么小一个孩子能弹得这么好,因此她不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那个老师那里去学。因为她女儿和我们的女儿是同学,在一个老师手下学,水平差距那么大,她女儿的信心就有问题了。果然,事后她再也不和我们打听那位钢琴老师了。这件事,也反映了明智的家长是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的。她不是盲目追一个明星教师,而是从自己孩子心理健康的角度权衡利弊。而国内亲友,常常一听说某位名师教出几个小明星,就不惜工本地蜂拥而至,全不考虑这样一来给孩子建立的"心理循环"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女儿的另一个问题是个子小,体重轻,属于最轻的1%之列。她上一年级时还抱怨:比她小的学前班的孩子都可以一下子把她抱起来,谁都比她强壮。自然,和别的孩子推推搡搡地游戏,她就有些畏惧,对自己信心不足。
对一个才6岁的孩子,我不可能通过让她加强锻炼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一般的训练对这么小的孩子可能是有害的。我们的解决办法有两个。第一是以我自己为例证,向她展示小不一定就弱。我自幼个子又小又瘦又弱。记得上大学时同学还以问答的形式开我的玩笑:"薛涌有一百斤吗?""戴着眼镜够一百斤,摘了眼镜就不够了。"这确实是事实。而在此之前上高中时其实还更惨。一次体育老师宣布一个月后要测1500米,要大家好好准备。我从小不管是什么项目,都是全班最后,跑200米都吃力,一千五岂不要我的命吗?于是我怯生生问一个强壮的男生跑一千五是什么滋味。他当着好多女生嘲笑我:"这怎么是你能跑的呢?你跟着女孩子后面跑八百能下来就不错了!"对个青春期的男孩,这实在是个奇耻大辱。好在家兄正好是学校一千五的冠军,还在海淀区中学生运动会上拿过第八。于是我问他怎么提高成绩。他告诉我一套训练方法,我每天早晨照着练,累得直想吐。可是,一个月后一测验,我竟是全班第四!这一下子改变了我的自我期待。我从此不觉得我弱,长跑成了我的一个爱好。在北大上学时,在中文系是三千米第二;后来到了耶鲁,客串商学院的登山越野赛,也拿了第二。如今人到中年,40分钟内还是能够完成万米。一千五对我来说已经成了"短跑"了。
不仅如此,我还开始练健美,希望皮包骨头的躯体能长些肌肉。那是20多岁时候的事情。老友社会学家郑也夫嘲笑我:"这可是最先天决定的项目。你怎么练也赶不上那些不练的呀。"确实,活了20多岁,我就没见过一个男人比我弱、比我瘦。不过我告诉他:"这是我最大的弱点。我如果在自己最弱的方面努力,能练得和常人差不多,世界上还有什么挑战我不能应付呢?"他看我一眼,不说话了。这也是我要向女儿展示的东西。那时我每天带她去健身房。我让她抱着我的身体,拿她做负重引体向上。当时她30斤多一些。我负载着她能做7个引体向上。旁边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一次在游乐场我也这么玩了一次。一个漂亮的妈妈走过来说:"好一个强壮的男人!"我当然有些飘飘然了。不过这一切都被女儿看在眼里。她也渐渐知道了小未必是弱。我还准备跑个公路赛给她看看,那可是我的强项。只是因为腿伤尚未实现。
家长是孩子心中的英雄。家长的行为最有说服力。不过,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反复告诉她:她体重轻没有关系。她身材苗条美丽,许多人还巴不得像她这样呢。后来送她去上芭蕾课、参加波士顿芭蕾舞团的演出(后面有专节叙述),她身材出众渐渐引来了羡慕。芭蕾课上的一个女孩子甚至跑过来对她伤心地说:"你真运气,我太胖了。"我们为那个女孩子难受。不过,以父母的私心,还是高兴地看着女儿渐渐开始肯定自己,"心理循环"从负向变成了正向。
当然,消除"负向心理循环"仅仅是个防御性的消极措施。建立"正向心理循环"、让孩子相信自己,才是最终的解决问题之道。我悟出这一点,也是出于对自己生活经验的反省。
我小时候功课一直很差,是家里最不争气的孩子。但高中时突然奋飞,1979年高考名列北京文科的前15名,一下子进了北大。事后想想,我一直功课差、个头小、身体弱,这种状态至少从一年级持续到初中,按说应该全无自信才对。可是,最后支持我的竟是一个简单的信念:我很聪明!
我小时候父母去干校,三兄弟在北京跟着一个不识字的保姆,加上自己调皮捣蛋,甚至在上一年级时就试图打老师,自然很不成器。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周围大人都说我聪明,也许是对父母的客气吧。我则一直信以为真。还记得有一次在小学上大字课,我描红模字几分钟就描完,写得自然乱七八糟。老师大怒,停下课来,专门批评我的学习态度问题。她开始就对全班说:"有人说薛涌聪明。你们说他聪明吗?"她还特别把"聪明"两个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围绕着两个字讲开来,并展示了我的"书法作品",最后的结论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其实是最愚蠢的。有我的"书法"为证。
这么一堂针对我的大批判课,当然让我无地自容。不过,听着这种批评,另一半的我还在心中窃喜:"我还是聪明呀!"这一自我意识,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以后不管我的功课怎么一塌糊涂,我都有个与众不同的信念,觉得哪天自己会不得了的,会干一番大事业的。这种舍我其谁的心理状态,使我在高中时突然起飞。那时我数学学不好,自己还发展出一套理论,觉得我的脑子一定是非常复杂,而现在的数学太基础、太机械,不需要创造性,我这个复杂的脑子对之不耐烦;没准到了高等数学,别人理解不了,我倒能轻易掌握。总之,我是大器晚成、后发制人。这套观念还确实帮助了我。记得数学课讲到"极限"时,我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极限的概念属于高等数学,一下子觉得该自己显身手了,结果理解得特别快。
"自以为聪明"在中文中是个讽刺性的语言。但是,自以为聪明如果能帮助孩子建立"正向心理循环"的话,也未必是个坏事。相信自己聪明,就像相信宗教一样,家长越早给孩子灌输,孩子就越容易接受,而且会把"自己很聪明"这一观念,变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使之一生受益。我们正是本着这一原则教育女儿。无论干什么,只要有一点证据,就马上设法让女儿意识到:她非常聪明!以图创造"正向心理循环"的"第一推动"。比如,我会对她讲:"你看,爸爸妈妈的英语不是自己的母语,许多东西不能教你,还要向你学;而你的同学们,爸爸妈妈的英语是母语,平时一天到晚教他们,他们读书的优势太大了。可是你再看看,你在班里是几个读书最快的。而且你又学钢琴,又学芭蕾,又学中文,你很有天赋。爸爸妈妈非常为你自豪!"有时她刚做好一个加法,我就故作吃惊地说:"哇,这么小就能做这么难的题!你真是不得了,有数学才能。大概是从妈妈那里来的。妈妈当年数学就很好。"她还真信以为真,有时缠着妈妈要求:"你问我个数学问题!你问我个数学问题!"现在她已经读三年级,有的孩子对数学已经开始头痛。她其实并没有时间学多少数学,不过一提数学就兴致勃勃。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让孩子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因为她在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上表现会最出色,会最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才能。这也是我们送她上芭蕾课的原因。对此后边有一节专门讨论。
当然,万事都不能过分。自信不等于盲目自大或者骄傲。要根据具体情况不断修正教育方法。就女儿的具体案例看,我们在这方面教育过分的可能性很小。首先,她是个非常谦和的人,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品质是哪里来的,至少不是从不太谦和的爸爸那里来的。如上所述,她对"最"字很警惕。我要是说她某方面"最好",她马上指出:"你没有见过所有的人,怎么能用'最'字?总有人比我好吧?"有时我们一起在电视上看总统大选。我问她:"你长大要选总统吗?我觉得你有能力当一个很好的总统。"她马上说:"这个我可不知道。"她知道总统是个很重要的职务,不过她还搞不清楚总统究竟都干什么,她能否胜任。对于没有把握的事情,她不会轻易说自己行。真要感谢上天给了她这么好的品性,因为我不相信这是我教育出来的。当然,她现在绝对是相信自己是聪明的。我们则在反复强调她聪明的同时教育她:聪明不意味着比别人优越,而意味着责任。世界上有许多复杂的事情,需要聪明人去做。同时,聪明人应该帮助别人。她的朋友杰克读书很困难,我们就鼓励她去教他。这样,她既相信自己聪明,又保持着虚心、谦和的处世态度。
总之,在早期教育中,父母不要急于求成。孩子学得快一些,慢一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为孩子日后的成功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形成健康的自我认同。如果有这个心理基础和自我认同,孩子一二年级落后一点,长大很快就追回来。毕竟一二年级的学习内容从几年后的角度看实在是少和简单得微不足道。我自己从一年级到初中,落后了七八年,高中两年就一下子追回来了。有的同学在父母的催逼下,愁眉苦脸地挣扎了七八年,开始也许比我快,但心理垮了,就什么都完了。所以我们要记住:孩子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她或他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人选择了自己。家长要帮助孩子做出好的选择。
华尔街怎么养孩子
华尔街是玩儿钱的地方。这一部分之所以叫"华尔街怎么养孩子",在于其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通过"金钱教育"来培养孩子的品格的问题。
"富不过三代"已经是中国的古训。如今中国刚刚有些人富裕起来,中产阶级也在迅速崛起。在"先富起来"的人中,不少第二代已经开始当家了。怎么保证不出败家子、让子女比自己更成功,或者至少保证现有的一切不被挥霍一空,已经成了家长们关心的问题。其实,不论贫富都可以培养成功的孩子。只是富人培养孩子时遇到的圈套多一些而已。我在美国住了十几年,并没有听过"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相反,经常看到的是财富世代相传。再认真观察,这种世代相传的,其实并不一定是财富,而是创造财富的技能和素质。美国的富人常常死后甚至生前就把财产捐献出去,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沾光。这次总统大选,共和党的一位候选人罗姆尼,父亲曾是美国汽车公司(American Motors Corporation)的总裁,后来又当上密西根的州长,1968年时还竞选过总统。但是,罗姆尼年轻的时候并不靠父亲,而是和新婚妻子用75元租了一间地下室,在那里生儿育女。后来他投身金融界,迅速成为投资大亨。他要是沾了父亲钱的光,当然不会住地下室,但恐怕也不太可能成为成功的投资家。他父亲当上企业总裁后一年挣27万多美元,相当于现在美元价值的180万,在当时属于万里挑一的高收入阶层。但罗姆尼如今拥有三亿五千万的财富,是作为巨富的父亲所望尘莫及的。他父亲若仅仅把钱留给他,他即使有效地保存了这钱,恐怕也比现在穷得多。看来,他父亲传给他的显然是钱以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比金钱更有价值。
这种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称为"成功的品格"。而这种品格的传承,需要通过教育来完成。我把这种教育的精髓,归结为"华尔街原则"。首先必须澄清,这种"华尔街原则"并不一定是华尔街的大亨们的教子之道。事实上,他们之中有些人教子无道,以后家败也未可知。我认识一位华尔街的大亨,孩子做出来一道数学题就奖励100美元。对这种烧钱教育,我一直不屑一顾。我所谓的"华尔街原则"有着更广泛的含义。华尔街并不仅仅是个股票交易所,也不仅仅是金融家、律师汇聚的场所。其实,大部分美国人都拥有股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属于华尔街。他们的退休金、孩子的教育基金等等,也大多投在华尔街上。股市长时段的回报也远远高于银行的储蓄。拥有股票的人(包括那些有自己的退休金和子女教育基金投资的人)也都比较成功。所谓"华尔街原则"就是这些人的教育原则。他们具有某种基本的成功素质:比如把钱省下来、节制眼前的享乐、有长远打算、懂得用钱来生钱等等。如果用比较规则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推迟欲望的满足、对未来进行周密的规划、审慎地冒险。他们也发展出一套办法,把这些素质传授给自己的孩子。
这种"华尔街原则"也可以说反映了一种保守主义的信念。美国的自由派意识形态,常常把一个人的成败归结为社会。比如面对有些人发了大财、有些人难以摆脱贫困的现实,自由派就认为这是社会不公平所致,是游戏规则的问题。保守主义则针锋相对。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文化行为决定了这个人的成败。你的品格创造了你的财富。丢失了这种品格,则任何财富也不能长久。所以,教子育人,首先要培养这种品格。这方面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而且有相当多的人身体力行。这大概也是美国的财富能长久的原因之一吧。比如《华尔街日报》就经常刊登如何教育孩子理财的文章。不久前其专栏作家Jonathan Clements还发表一篇长文:《教你孩子理财精明的12种方法》。作者直言不讳地说:我有两个孩子,我希望他们成功,希望能帮助他们,希望他们日后对我有美好的回忆。我还希望他们有能力,能够经营自己手中的钱财,不用把一生浪费在为自己愚蠢的错误后悔上面。对这种养孩子的"钱经",我过去一直嗤之以鼻,觉得铜臭味太大;但观察多了,则渐渐能体会到其中的好处。这好处不仅仅体现在金钱上,而且更体现在做人的品德上。孩子需要尽早懂得:钱不是白来的,不可以需要钱时就向父母要,也不能期望自己想要什么就等得到什么。想要的东西要用钱来买。而钱是对你工作的奖赏,是对你帮助别人的酬劳。当你要满足自己的需要时,你必须去工作。当你希望别人给你东西、为你做事时,你必须想到你给了别人什么、为别人做了什么。这种教育,使孩子理解什么是做人的责任,理解自己和他人及社会的关系。下面我不妨结合平时阅读和对美国的观察以及自己养孩子的体会,介绍一下这种"华尔街式"的育子哲学。
第一,让孩子花自己的钱
我们不妨先从华尔街本身说起。那些优秀的投资家,都属于华尔街上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成功素质是什么?要而言之,投资家有两大基本素质:第一,知道推迟欲望的满足;第二,知道如何审慎地冒险。这其中的第一项,不仅对投资家,对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成功的关键。
为什么呢?我不妨讲一下MIT等机构的科学家们对猩猩和儿童分别进行的心理试验和研究。他们发现,猩猩和人类最大的区别,与其说是在思维能力上,还不如说是在对欲望的控制上。比如,他们分给两个猩猩两盒巧克力,并且告诉猩猩一盒有2颗,一盒有6颗,每个猩猩只能要一盒。猩猩理解这些全无问题。可是,当你把有两颗的拿出来时,猩猩们即使知道下面还有一盒更多的,也迫不及待地抢先拿出来的一盒。后来科学家教猩猩数据,猩猩马上就学会了2和6的区别。这时你不拿出巧克力,用数据问猩猩要哪盒,猩猩全选择6颗的那盒,非常理性。再拿4岁的孩子做实验,告诉他们有同样两盒巧克力,先拿出来的有2颗,后拿出来的有4颗,如果等不及,可以吃先拿出来的两颗,但这样就失去了6颗那一盒。结果,有的孩子对着眼前两颗巧克力,可以忍很长时间,等着6颗那盒的到来。还有的孩子,抓起眼前的巧克力要放在嘴里,但送到嘴边咽口唾沫又放了回去。当然,也有的如同猩猩一样,一把抓起来放在嘴里。后来的追踪调查显示,那些能忍受时间最长的孩子,智商最高,日后学业也最突出。相反,那些拿起来就吃的孩子,智商低,学业也差。
这种推迟欲望的满足,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当家长的大概都见过这样的孩子:他或她在吃饭时,把最好吃的东西留在最后吃。孩子两三岁就可以发展出这种能力。家长稍加点拨,这种餐桌上的小心思就演化成了投资家的智慧。
家长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这是人类繁衍的伟大本能。不过,这种无条件的爱弄不好会在早期误导孩子。比如,家长对孩子无偿地给予,会使孩子觉得缺了什么都可以找大人要,自己不去想东西是怎么来的,没有计算,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也不知道珍惜所得到的一切;以后到了社会上,如果还有着这样的幻念在潜意识中作怪,就容易导致事业的失败。解决的办法,是让孩子在觉得是花自己的钱。比如去餐馆,孩子都爱要饮料。如果家长宣布:"你不喝饮料,我就把省下的1块钱给你。"许多孩子就不喝了。他或她意识到那是在花自己的钱,希望节省。这岂不就是资本积累、日后投资的第一步?
我们的孩子出生时,家境贫寒,万事都要精打细算,所以孩子很知道节省,买东西本能地看是否减价。许多家长则在孩子上学后,教孩子使用减价券,省下来的钱可以按一定比例给孩子。这样也顺便让孩子利用减价券的换算训练数学能力。我们嫌太麻烦,还没有去做。不过,这未尝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当然,仅仅想方设法地省钱还不够。孩子还要知道如何投资。于是,从5岁开始,我们开始给女儿零花钱,1个月1块,她可以攒起来买玩具,也可以一直存下去。结果,她1分钱也没有花。另外,她玩时弄坏了窗帘,我们花3块钱修好。她又弄坏了。妈妈立即告诉她:"下次再弄坏,拿你的零花钱修理。"她从此再也没有把窗帘弄坏。
我们在开始给孩子零花钱的同时,还带着她到银行开了个100元的账户,以让她了解利息的知识。银行适应家长的教育需求,有专门的儿童账户,最低存款额非常小,只有1%的利息。可见许多美国人放着4%以上正常的利息不要,专门拿出些小钱用1%的利息教育孩子。女儿到银行开户时,银行人员服务殷勤周到,还给了她个小礼物,使她自我感觉格外良好,日后每次走过银行,都骄傲地说:"这是我的银行!"一年下来,还要教她查看利息。当她看到100块变成101块时,惊喜得难以相信。这是她第一次领教到投资回报的滋味。
后来她告诉妈妈:这笔钱她1分钱也不会花,要存起来上大学。不过,有一个例外:如果家里有困难,需要她帮助,她会把钱都拿出来。当时她妈妈听了,感动得差点晕倒。女儿知道家里只有爸爸工作,而且有时要干"两份工作",很辛苦,曾问妈妈:"我们怎样才能帮助爸爸?"她还说她偷偷看了我们的钱包,知道家里没有太多钱。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此事变成了我们教育孩子的"优胜记略",常对朋友讲。这就是让孩子早接触钱的好处。孩子不管怎么算钱,也没有把钱本身当作绝对价值、变成了财迷,而是把家庭看得更重要。自始至终她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许多美国人认为,零花钱从3岁就应该给。银行开户,5岁以前也可以开始了。当孩子长大一些,就应该教他们把零花钱存入银行,甚至把购买衣物的钱也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计划如何花销。渐渐地,孩子学会做3个月的预算,往往由此变得善于节省。总之,给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高兴、满足,而是教孩子财政独立的意识,让他们知道推迟满足、把钱存起来向未来投资。华尔街的基本精神,岂不就是如此?
第二,教理财,更要培养领袖的素质
女儿如今才8岁,在学校表现不错,跳芭蕾很有天分,弹钢琴至少算是用功,但目前实在看不出日后能成就什么。不过,如果拿《华尔街日报》等等媒体上讲的成功者的素质对照一下,她似乎什么都有:她非常能够推迟欲望的满足,甚至在饮食上都非常注意;她很有未来的规划,连上大学的事情都在考虑,也愿意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她对钱计算得很精细,从来不乱花;当然更重要的是,她的生活充满了幸福感,到了哪里都高高兴兴,非常自信,也能和人相处得很好。她更懂得友爱,帮助他人的意识和公平的概念非常强。总之,她有多大智商我不敢说,但至少在品性上实在没有什么可挑的。父母看自己的女儿当然不会客观。不过我还是可以大胆地说,至少到现在为止,她已经有了个小小的成功的人生。
教孩子理财,当然是希望她成功。但是,我需要提醒家长:理财并不是要当财迷,不是让孩子只想着自己;而是要通过理财认识世界、培养好的价值观念。毕竟,我们社会的运行要有一个"经济基础"。孩子学理财,也是认识社会的这个"基础"的手段。
我们夫妇一个读历史、一个读文学,都属于那种最不实际的"傻博士"。教育孩子自然也反映了我们生活的格调。比如,女儿课外的主要时间,都是用于学习钢琴和芭蕾,全无专门的财经方面的熏陶。但是,因为平时注意上述理财的生活小节,她在财政方面已经相当成熟。这时我们注意的,则是把她对自己的小账户的兴趣引发到对整个社会的兴趣。下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女儿7岁半时,已经能读不少东西。一天上厕所时,她捡起一本《新闻周刊》,封面是一个中年男子穿着条游泳裤,悠然自得地漂在游泳池的水面上,显得十分健康。上面的标题是:"这位男士要在过去就已经死了,但现在不同了。"(This man was dead, but not any more。) 女儿马上问:
"爸爸,这是什么意义?怎么他已经死了,现在又不死了?"
我拿过来一看,原来那是一篇讲医疗技术进步的封面故事。我解释说:"这个人有心脏病。要在过去,他就死了。但是,现在医疗技术进步,他通过复杂的心脏手术,不仅能够活下来,还可以像一般人一样游泳。可见那些医生是多么了不起!"
我本来想这也许是激发她对医学兴趣的机会。没想到她沉吟半晌,突然问:"谁来为这些埋单?"(Who is going to pay for this?)
我一下子笑起来,马上和她解释:"他一定有医疗保险。他的保险公司会给他付。"
"那么你有医疗保险吗?"她马上表现出很关心我。
"爸爸有工作,咱们全家都有医疗保险。"我告诉她。
她穷追不舍:"保险需要多少钱?"
这一问我也傻了。想一下告诉她:"咱们全家一万多吧。不过是爸爸的学校给买的,咱们不用花钱。"
接下来的问题就复杂了。女儿继续问:
"人没有工作,能不能自己买保险呢?"
"当然可以,不过那要贵得多。"
"为什么?"她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解释说:"你看,假如爸爸的学校给所有员工买保险,这些员工既然都在工作,他们大部分当然都是健康的,不用去医院,花不了太多医疗费。看病的人少,保险公司支付的钱就少。所以,这些人的保险就可以比较便宜。但如果你个人去买保险,保险公司就会想:你为什么来买保险?你为什么没有工作?是不是身体不好?如果你要总去看病,保险公司就赔本了。所以,一个人去买保险,总是很贵。另外,学校给一大群人买,是一笔大买卖,一下子就定下来,很简单方便,管理费用也少。如果一个人一个人地去买,保险公司就会一个人一个人地调查,看看每个人身体如何、大概可能去多少次医院。这样管理费用就高了。"老实说,我这么一个学历史的人,没有接触过这些实际问题,解释起来也很力不从心,只能勉强招架了。
女儿接下来的问题,就让我这个当父亲的有些感动了:
"如果我不是个学校,但要给许多人一起买保险,那么是否也可以便宜点呢?"
我有些不明白:"你不是学校,不是雇主,怎么会需要给许多人买保险?"
女儿说:"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怎么办?无家可归者怎么办?我能不能给他们都买了保险?能不能便宜点?"
让我吃惊的是,她一下子竟触及到了美国政治中关于全民医疗保险计划的辩论的核心问题。于是我又和她讲目前美国大选中的医疗改革问题,因为其中的重要议题就是政府如何代表社会来和保险公司集体地讨价还价、降低成本。由此我也介绍给她一些社会公平、政府职责的概念,话题从经济又转到了政治。
我并不指望不到8岁的小女一下子能明白医疗保险、医疗改革等等复杂的问题。其实,孩子的注意力能集中的时间很短。即使这么讨论一下,她几天后就可能忘了。不过,日常帮助她理财,促进她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理解,这样她就会逐渐向这个方向思考,对社会的理解也慢慢会成熟、复杂起来。我想她7岁半时能问这样的问题,是和她5岁开始经营自己的零花钱、开立自己的银行户头是分不开的。以后她理解社会、学习经济学等等科目,也会快一些。我拿她这个故事和朋友开玩笑说:小女经济头脑有些发达得过分,以后最好的职业大概是经济学教授(只是希望她不要变成中国那种"主流经济学家");第二好的职业则是到华尔街上搞金融;最糟糕的职业,大概就是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了(当然保不齐她会成为民主党。她固然像共和党那样讲求财政纪律,但也像民主党那样老惦念着给穷人买保险呢)。不过无论如何,我大概不用操心她是个不会经营自己生活的人。
女儿最让我骄傲的地方,是她不管对钱财如何有兴趣,最后总能超越自己,想到如何帮助别人。这种利他主义的精神,是界定成功的更高面向。我在大学里教历史,许多学生来自商学院,一心想做生意,对历史烦得不行,觉得和他们的生活一点关系没有。我常常这样对他们讲:"如果你一生只关心你的下一张工资单,你这一辈子就很可能在为自己下一张工资单的忧虑中度过。你很难成功。如果你的兴趣和关注的问题超出了自己的这些直接的利益和经验,多想想别人、多想想世界,你就可能成为你们这一代中的领袖。显而易见:人们不可能选择一个只关心自己工资单的人当领袖。你必须通过关心别人、给别人谋福利,进而获得别人的认同和拥戴,成为他们的领袖,同时也获得个人的成功。"这也是我教育女儿的哲学。即使从最自私的角度看,一个只想自己的人,有点成功也非常有限。要从小培养孩子的领袖眼光,让她思考怎么帮助别人、怎么解决社会问题。这样,她未来才能占据领袖的位置,才能很快学会怎么经营一个社会、怎么经营一个巨大的组织结构。
第三, "忆苦思甜"
如今的中年人,小时候大概都受过"忆苦思甜"的教育。学校把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请来,给大家讲他们在"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挨地主欺负的悲惨日子,并且边讲边哭。后来农村来的表兄告诉我,这些来讲的人多半是骗子。他们知道有这种政治需要,就按照这种需要编一段,声情并茂,而且哭得越是泣不成声,请的单位越多。讲一次,至少饭就有的吃了,比要饭强。
不过,这类"忆苦思甜"的教育中有一点还是给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忆苦饭,是糠做成的,还有些野菜,实在很难咽下去。当时老师说,旧社会的饭比这个还难吃多了呢。可现在回想一下,那些糠,在今天这种富强粉成为普通面粉的时代,恐怕还是健康食品呢。多吃一些有助于大肠蠕动、防癌、防便秘,好处不少。其实,一个富家子弟,生活在大房子、豪华车等等之中,精神上吃糠咽菜还是非常有必要也有好处的。
读过《阿Q正传》的人都记得阿Q的一句名言:"老子家以前比你阔多了!"正统的解释,认为这是"精神胜利法",是昏了头地吹牛。仔细一想,说不定这话还是真的。在一个"富不过三代"的国度,富家子弟沦落到阿Q这步田地不是很正常吗?事实上,那种越是念念不忘"老子家很富"的人,沦落得越快。
美国的富人很理解这一点,生怕孩子从小就有"老子家很富"的概念。像《华尔街日报》这种富人报纸就常常有讨论:要不要向孩子隐瞒家里的财富?孩子发现了家里的财富怎么办?年薪、股票都可以藏起来,但是房子怎么藏?豪华车怎么藏?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怎么藏?孩子稍微机灵点,上中学的时候就会知道家里的钱自己一辈子也花不完。那么孩子还凭什么用功呢?
当你看到美国的富人愁眉苦脸地为这些事情发愁时,还真觉得他们挺可怜的。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即反阿Q之道而行之,反复对孩子讲:我们家以前比现在可穷多了!
比如前面提到的专栏作家Jonathan Clements就在《华尔街日报》上现身说法,说他的孩子生活在富人区的大房子里,对财富习以为常。他就不停地对孩子讲他们夫妻早年挣扎奋斗的故事:住在布鲁克林的一套破旧的公寓中,与老鼠、蟑螂为伴,开的破车在交通信号灯前停太久就会熄火,领孩子去玩具博物馆玩,但从来买不起任何玩具,等等。这就是孩子们的妈妈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时的条件。他对孩子讲这些,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外公和外公的4位兄弟姐妹,在1940年代每个人都继承了数百万家资,但全都很快在炫耀性消费中挥霍干净。所以,他从小就教育孩子鄙视豪宅、高级轿车、名牌时装式的生活方式,告诉他们这种日子除了导致了日后的许多财政压力外,并不能带来幸福。同时,他给每个孩子都开了养老金账户,目前价值已经达到每个账户3 7万美元。如果按8%的增长率算的话,在60年后每1美元就涨到了100,3 7万就涨到了370万。也就是说,几百万的家资可以轻而易举地挥霍一空;但适当地节省,一点小钱也能够使你成为百万富翁。
我们的孩子是在非常贫困的状态下长大的。她5岁以后我才找到教职。在此之前,我们夫妻二人是穷得丁当响的博士生,而且生存环境比一般的穷人也许还更极端一些。要知道,生活在法定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70%至少拥有一辆车。我们则在孩子6岁前没有车。冬天在冰天雪地的新英格兰到超市购物,要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放在婴儿车上来回走一个小时。在有工作的第一年,我们也没有舍得买车。孩子如今还记得:她和妈妈穿越厚厚的积雪走到学校(新英格兰地区的大雪,大起来可以到1英尺以上,快能埋到成人的大腿),对她这么小小的个头儿来说如同翻山越岭;本来10分钟的路,要挣扎快半个小时。两年后她告诉我们:那时她进了校门后,几乎连走到教室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孩子的这些活生生的记忆,使我们对她的教育变得容易了许多。我们家买东西几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则:非减价不买。女儿6岁那年,家兄访美顺道来看我们,私下塞给我们几百欧元,说是让我们代他给第一次见面的侄女买点东西。那天我们一起逛购物中心,说是要给女儿买双凉鞋。女儿自己发现一双,喜欢得不得了,也就十几块。她试穿上给我们看,一脸的期待和兴奋。我马上平心静气地说:"还是不要了吧?第一,这双好像并不那么合适;第二,也没有降价呀。"女儿愣了一下,马上说了声"OK",迅速把鞋放回原处。倒是站在一旁的家兄吃惊不小:"怎么说不买就OK了?真没有见过这么好说话的孩子!"大概在国内,一般孩子在这种情景下总要闹一通。女儿则几乎从来没有为了物质而和父母有过争执。
不过,我找到工作后,家境渐渐改善,消费行为也略有变化。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给孩子过生日。穷的时候,买一块蛋糕、几支蜡烛,一家三口唱一曲《祝你生日快乐》就完了。但一般的美国孩子,都有较大的生日派对,要请20个小朋友左右。这是孩子重要的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在学校多交朋友。女儿8岁的生日时,我们花了200多美元包了一个标准的奥林匹克冰球场(两个小时),请了30多个孩子。6月份天气很热,孩子能滑冰,当然是够"酷"的。而30多个孩子,按习惯每个人带一份礼物;这样礼品就堆成了山,让女儿看得眼花缭乱。女儿从小穿旧衣服、玩二手玩具,如果一天突然得到这么多东西,很快也就习惯了奢侈。于是我们和她商量:玩具要一天才打开一个,而且必须经过自己的努力(比如练钢琴等等)挣来。有些玩具,我们应该重新包装送人。因为她去别的孩子的生日派对也要带礼物,礼物要花不少钱;而她留着这么多礼物自己都玩不过来,为什么不节省一些呢?
只要我们耐心地讲,女儿总是认真地听,而且都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能够轻易说服她,主要有两个法宝:一是继续"忆苦思甜",告诉她爸爸妈妈小时候很少有玩具,只能拿着树枝等等来玩;一是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送她上芭蕾或者钢琴课。我们的核心理论其实还是告诉她万事有一个限度,让她知道这点钱能买礼物就不能干别的了,让她自己来选择;同时,也开始教育她在自己拥有了许多以后,要想想匮乏的人。那次生日后,她自己也说礼物实在太多了,超出了她的需要。她妈妈从报纸上看到,有的孩子得到生日礼物,自己完全用不了,就决定把生日礼物全部捐给贫穷的孩子。女儿听了很有兴趣,表示下个生日她也要考虑。
中国有句古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中国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维持着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许多家庭已经"由俭入奢"了。但是,教育孩子则一定要是个"由奢入俭"的过程,让她知道眼前的财富并非当然,需要努力才能得来。这样她才知道好好经营未来。
第四,谈贫说富
我上面讲过,穷困为我们教育孩子提供了富人所没有的优势。这种优势,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无论是家长和孩子,都应该为拥有这种无形的财富而感到富足。有形的财富也许需要对孩子适当掩盖,但这种无形的财富则一定要告诉孩子,让她或他为此而感到骄傲。
我们在美国曾听到过不少这样的故事:一位亲友住在个富人区,房子在我们看来已经相当好了。但是她对我们说,这样的房子,在这个区还是显得寒酸。一次女儿带同学来家玩。同学好奇地问:"你们家的房子怎么这么小?"以后女儿就再不带同学来玩了。另一朋友的孩子,对自己家的小房子是如此惭愧,乃至每次校车来家门口接送时,他都不用前门用后门,绕着走大房子邻居的过道。无疑,家境打击了这些孩子的自信心。
其实,这两个家庭在经济上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水平。如今我已工作3年了,还没有买房,租的是本区最便宜的房子。女儿请过许多小朋友来家里玩。大多数来了一次以后就再也不来了。大概是家长看到我们家实在太寒酸,不愿意送孩子来吧。在我工作前,情况就更糟糕。全家挤在顶层的小阁楼上,女儿根本不可能请小朋友来。女儿3岁多时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就问她:"你们家怎么没有车呀?"女儿来问我们,我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们没有钱买。"
这样的境况会不会影响女儿的自信呢?我们并非没有担心。女儿出生前,我们的生活圈子主要是校园,非常单纯。师生们不会以贫富来判断人,我们自然也全无阶层意识。但是,孩子一进幼儿园,特别是一上学,我们也跟着进入了真正的社会,开始碰到许多"势利眼",当然担心女儿的心理会受影响。可是观察了几年,发现她在这方面几乎完全"免疫",在各种群体中都表现得非常自信,既不嫌家贫,也不羡慕人家的财富。她在幼儿园时,一位4岁多的小朋友还当众骄傲地宣布:"我住在大房子里,我们家很富!"7岁时,女儿的一个小朋友来家里玩。她看了看我们家,然后问:"你们家是穷的还是富的?"女儿坦然回答:"属于偏穷的。你们家呢?""属于偏富的。"另有一次是在学校里。当她的一个同学知道我们是租房住后,就直截了当地说:"真是太糟了,你们住的房子也不是自己的。"对此,女儿都能淡然处之,从来不觉得自己比谁低。而我们周围不少人都为女儿的快乐而感动,会问我们:"你们有什么办法让孩子这么快乐?"甚至我们健身房的一位服务人员称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快乐的孩子。这些话当然有许多客气的成分。但女儿的幸福感和自信心,则是毋庸置疑的。
为什么女儿生活在一个很穷的家庭却能这样自信?我以为关键在于家长的态度。一个孩子的幸福感和家里的经济状况其实并无直接的关系。她穿的是旧衣服,不是名牌,但只要很舒服,她绝不会介意。小孩子除非你特别去教,不会有什么名牌的意识。家里穷,但还是有吃有喝,她并不会挨饿。她真在乎的,其实是家长花多少时间照顾她、和她玩。很多百万富翁的子弟,因为家长太忙,无心顾孩子,住在大房子里反而很压抑。对此,任何孩子都不会羡慕。所以,在贫困的环境中,如果家长安贫乐道,并且充满自信,孩子也会如此。家长若是因为少几个钱就人前人后抬不起头,孩子就会跟着自卑。老实说,我们能够在这种生活环境下把孩子教育成这样,当然也不是没有任何外在条件的。毕竟,我们夫妻两人都在耶鲁读博士,属于在美国受了最好的教育的人,而且也知道贫困是暂时的,有充分的文化自信,甚至还有些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些在教育孩子中都能流露出来。而在一般的穷人中,像我们这样背景的人就实在太罕见了,他们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障碍。
不过,即使承认自己拥有许多非物质的教育特权,我还是以为我们教育孩子的态度和方法是可以传授的、可以被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所掌握。毕竟,这里最关键的地方是和孩子如何沟通,并不涉及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以下是我们和孩子交流的几个原则。
首先,要认识到穷本身是一种优越。我在上面已经反复讲过: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穷会带来许多优势,是一笔无形的财富。我们夫妻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这笔财富,觉得比许多富人都富有。当家长真实地这样想和行为时,就会不自觉地感染孩子,让孩子意识到自己其实很富有。我们从来不对孩子回避自己的经济问题。房子小,没有车,我们都痛痛快快地告诉女儿:家里没有钱。不过,我们同时提醒女儿: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父母没有时间和孩子玩。你愿意妈妈出去挣钱,然后买车买房子,但要找个人看你,妈妈没有时间和你玩吗?5岁以下的孩子一听到这些,马上会选择妈妈而不是房子和车。这是孩子天生的价值观念。但当大人把房子和车看得过分重要时,就会扭曲这种价值观念,给孩子带来许多心理问题。
这样说说当然是不够的,还要不停地把真实的生活展示给女儿看。在我们前后左右,有不少和女儿差不多大但身心发育有问题的富人孩子。帮助女儿观察他们,看看他们有什么,自己有什么,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一次我们去位朋友家。那是一个有400多平方米的豪宅。女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房子,一进门吃惊得嘴都有点张开了。主人是个事业成功的生意人,招待很殷勤,家里也有位和女儿同龄的女孩儿。不过我们很快发现,主人把女儿介绍给自己的女儿,让两个孩子去玩儿后,心思全在招待客人上,两个小时居然不管孩子。后来我不放心,到孩子的屋里一看才知道,主人家的女儿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玩儿电子游戏,并拉着我们的女儿一起玩,我们的女儿则全无兴趣。再仔细观察,那家里儿童书籍和玩具非常少,乃至女儿无聊时找本书看都没有。后来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问女儿:"喜欢你的新朋友吗?"她淡淡地说:"OK。"我再追问:"OK是什么意思?她有意思吗?"女儿摇摇头。"为什么?"女儿这才告诉我们:那孩子除了电子游戏和电视,什么都不懂。许多自己看的书她都没有看过,谈不出任何有意思的事情。再过几天,她妈妈在谈起相关的事情时再问她:"你喜欢住那样的大房子,过那个孩子的那种日子吗?"女儿坚决地摇头:"绝不!"于是我们告诉她:看看,钱不是一切。你可以没有什么钱但很富有;也可以很有钱但很穷困,就像那个孩子一样。
在本书的另一篇文章中,我还讲到女儿的一位同班同学杰克。那孩子家里很富,有几栋房子,平时带着手机,有事情就打电话给父母。女儿一个月一美元的零花钱,都存到银行里;他则一个星期就100多块,如数花光,经常到自动售货机上买东西吃。这个孩子的父母,一天到晚忙着自己的房地产生意,电话打个不停,把孩子放在一边玩电子游戏,乃至他的阅读水平还赶不上女儿两年前的程度。因为学习差、能力低,在班里也不很人气,很少有朋友。女儿一直对他非常同情,两人反而变得挺要好。这个男孩子其实非常懂礼貌,待人很好。这也是女儿喜欢他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鼓励女儿帮助他。所以,在女儿的眼中,他不仅不"富",而且一直是个弱者。喜欢为未来操心的女儿有时还替杰克发愁:他长大会找不到工作的,会穷的。
这一系列的经历,也许多少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还住在很便宜的房子里,女儿却一直很有信心的原因。即使如此,我还是要打预防针式地和她讨论贫富的问题。比如,当听了她告诉小朋友自己属于偏穷的家庭时,我为她的坦然而高兴。不过,有些现实,大人不提醒,孩子未必能注意到。因此那天在哄她睡觉时我还是问她:"你真觉得咱们家很穷吗?你看看:你学芭蕾、学钢琴、学中文……有多少孩子像你学这么多东西?"她马上恍然大悟,告诉我她比她班上的大部分同学课外学的东西都多,她其实很富有,而即使从物质上论,这些也都是要花钱的。我又问她:"你愿意放弃这些课,省下钱来像别的同学家那样买个大房子吗?"她马上说不愿意。最近,我们确实在考虑买房子的事情,全家还一起出去看过房子,不停地讨论学区、价格、地点等等问题。这时女儿特地插进来向我们强调:她宁愿住个小房子,可以省下钱来学芭蕾和钢琴。可见,教育和钱财对她来说都是财富。但她知道在这些不同的财富中如何做出选择。
女儿在8岁时为什么就能这么自觉地重视自己的教育呢?一大原因在于我们不断教育她:物质上的贫富都是暂时的,关键要看你自己的素质。而这种素质,又是通过教育获得的。当年我们从纽黑文的小阁楼搬到波士顿近郊的一套两卧的连体式房子中,对女儿震动很大。新居虽然属于当地最便宜的档次,毕竟有两层。那年她5岁,兴奋得跑上跑下,嘴里不停地说:"好梦成真!"她妈妈马上不失时机地教育她:"看看,爸爸工作很努力,受了良好的教育,挣来了钱,所以我们都可以住好一些。"在未来一两年(大概是她1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恐怕会买房,居住条件又会有明显改善。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教育她:"我们能买房子了。因为爸爸工作很努力。努力总会有结果的。"这样,她小小年纪就看到一个努力的人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状况。这种"人生实况转播",也是富人家不可能做到的。一天,她练了1个小时的琴。晚上我拥抱她道晚安时说:"宝宝,你今天练琴很努力,爸爸很为你骄傲。谢谢你给爸爸当这么好的女儿!"她亲吻我的脸说:"爸爸,我也很为你骄傲!"我马上问:"你为爸爸骄傲什么?"她看看我说:"你也很努力,给家里挣了钱回来,让我们过这么好的日子。"看来,她对所有的一切很珍惜。现在她非常自律、用功,对未来非常有信心。这也都和我们在穷中发现的财富有关。
所谓"人穷志不短"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气话,而是有具体内容的实话。在教育女儿的问题上,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第五,孩子是否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现在的独生子女,常常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被娇惯得不成样子。我们则从小强调克勤克俭,要女儿自我约束,意识到自己的"财政责任"。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培养她"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的信心。只是和"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的那些被惯坏的独生子女有所不同,她必须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得到。
前一节说过,女儿在教育上所享受的条件绝不比富家子弟差。当初她上1000多美元一个月的幼儿园,我们几乎要拿出所有的收入,但还是一咬牙送她去了。我工作后家庭经济状况渐好,在教育上就更是不惜工本。比如在女儿六七岁那年,她除了上学外,一度还上了钢琴、芭蕾、体操、游泳、中文、法文6个班。只要她兴高采烈自己愿意去,我们就有求必应。后来在时间和金钱上实在力不可支,才削减掉了法文、体操等等。不过,一个月的课外教育开支,也在600美元上下。而女儿的许多同学,家里住着豪宅,却很少这样投资。
我们这样做,当然和许多父母是出于一样的心情:要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不过,除此而外,我还有另外的考虑。我要让孩子从小建立这样的信心: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想要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都是可能得到的。比如最近我琢磨着买房子。在网上搜房时,女儿过来凑热闹。我索性就找个最贵的房子看。那房子价值900多万美元,包括一个小湖和园林。女儿看得兴高采烈。我就对她说:"如果你真这么喜欢,长大就去买好了。"她觉得我是在开玩笑。我则一本正经地告诉她:"你真成功了,这900万是笔小钱。这不是超出你能力的事情。只是到时你可能发现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去做,不想为那些钱去卖力而已。"
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我也不时地教育她:不管你想要什么,自己不努力是绝对得不到的!比如,当她不好好练琴时,我就公事公办地对她说:"好了,不想练就不练。别勉强。我们索性断了钢琴课。"我甚至曾经威胁过把钢琴卖掉。妻子常说我太过分。女儿的教母也对我有些微辞。她一直认为孩子太小,还无法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我则在这方面很"老派"。在我看来,孩子必须逐渐懂得:是她自己选择将来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她想学钢琴,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她学。记得我自己小时候有一次说想学小提琴,母亲挖苦说我天上的月亮也想要。我则绝不会让女儿觉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像天上的月亮那样可望而不可即。但是,她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她想要的东西,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的。我在督促她努力时,并不是用命令式的手段,而是把她摆在一个必须选择自己的生活的境况中:练琴确实很苦,那么你来选择要不要继续。你决定了就要自己承担后果。有时,她碰到难曲子弄不出来,对着琴直哭,不想再练。但每次我让她做选择时,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还要练。另有一次,她两天没有练琴,自己拿手的曲子竟错得一塌糊涂。我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她:"看看这两首曲子。你前几天谈得还那么漂亮。这两首曲子本来是你所有的财产。你不练,就等于自愿放弃自己的财产。"她有了这次教训后,以后温习钢琴作业就尽心多了。
我一向认为,勤奋用功、自我牺牲的习惯要从小培养,要启发孩子放眼自己的人生,理解对自己负有责任。这种习惯培养得晚,孩子就会吃大亏。我们认识一家中产阶级父母,非常富足,有4个孩子,从小很放任。老实说,那几个孩子,都很幸福快乐,也很正派,一点坏毛病没有。可惜,因为平时太放任,孩子功课不行。老大老二甚至作业都做不完,影响了成绩。家长发现后赶紧弥补,要孩子用功。但是,孩子一来没有坐下来用功的习惯,二来在学业上早已经没有了信心,三来也不明白活得本来快快乐乐的为什么突然要用功了。结果,幸福的童年一下子变得很压抑。再看看我们的女儿:从小忙得不行,但她早养成了用功的习惯,也早早懂得自己为什么用功,为什么要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学校对她来说,是个玩乐的地方,因为一切都很容易,课外的东西则难得多。所以,她在学校不仅一直非常快乐,也非常自信、非常有目标感。
以上讲的,主要是教育孩子怎么通过努力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里还顺便需要提出的另外一点,即如何教育孩子控制和超越对物质的欲望。小孩子都喜欢要东西,有强烈的占有欲。这是人之天性。但是,在孩子上学后,家长应该循序渐进地教育孩子,世界上还有比对物质的占有更重要的东西。
女儿上三年级第二学期时有一次考试出人意料地考砸了。那是拼写考试。一般在这种考试中,她经常拿100分;即使拿不了,也是将近100分。这次却得了60多分。连老师也搞不清楚她是怎么回事。后来她和妈妈谈论班里其他的事情时,我们终于找到了线索。她那天和班里的好朋友伊莎贝拉交换一个文具。这么小的孩子,总是看着别人的东西比自己的好,这样的小"贸易"也是经常发生的。女儿在进行交换前还为此事和妈妈谈过两天,可见她对此看得多重!交换完后,女儿正兴高采烈之际,老师叫她去另外一个教室上高级班的阅读。等她回来,发现她交换来并小心地放在自己桌子上的文具,即一支带橡皮的铅笔不见了。再到教室里一找,发现摆在另一位女孩子珊娜的桌子上。她向对方交涉,说笔是自己的。但对方说是她从地上捡来的,就是不肯还。这时就开始考试了。女儿把自己的橡皮已经交换给了伊莎贝拉,要靠换来的那支笔上的橡皮涂改;没了那支笔,自然涂改不了了。更重要的是,自己盼了几天、刚刚得到的心爱的东西被人家给这么霸占了,心情自然很差。结果精神不能集中,考得一塌糊涂。
当她和妈妈讲笔的事情时,她妈妈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和考试的关系,只是很简单地告诉她:"你仅仅是丢了一个小东西。但是,珊娜丢的东西更多。她丢了她的诚实。你以后很难再信任她。难道这不是大得多的东西吗?"女儿豁然有所悟,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不仅很快就过去了,而且她也由此明白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孩子总是什么都想要,家长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世界上有许多比物质更重要的东西。孩子慢慢理解了这些,就能逐渐摆脱对物质的占有欲。女儿从小家贫,每天都看到别人有她没有的东西。但是,她从来不拿别人的东西,从来不和别人争东西,也很少向父母提出"别人有我也要有的要求"(至少我记不起她提出过一次这样的要求),并且心理一直挺满足。这也是我们特别是她母亲潜移默化的教育的结果:不让一件小东西削弱她的大品格。
最后我还不禁要"多嘴"几句。那件事情过去后几天,妈妈问她:"珊娜拿你铅笔的事情,你告诉过别人吗?"女儿说:"没有,我也绝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一告诉别人,大家就都会觉得她是小偷。我不要大家这样看她。"后来妻子感慨地对我说,我们的女儿做人,比我们做父母的还要到家。
第六,让孩子在感激而不是怨恨中长大
我反复强调贫困可能成为教育孩子的财富,但也不能否认,物质的贫困也可能带来精神的贫困,造就失败的品格。
我在后面谈到美国的阶层分化时将特别讨论,贫困有两种:一种是境遇贫困,其贫困的原因是生活中意想不到的曲折或者不幸的遭遇,比如自幼丧父、生在贫困家庭等等。这种贫困往往是暂时的,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改善。另一种则是世代贫困,其贫困的原因在于特殊的"文化行为",比如吸毒、酗酒、性生活过乱等等。只要不改变这种"文化行为",贫困就永远会存在。特别是如果孩子从家长那里学到了这样的"文化行为",贫困就会不断地"遗传"。
教育孩子,首先要塑造他们良好的文化行为。对穷人来说,这一点做起来比说说要难得多。贫困给家庭生活带来了种种困难。这些困难,使孩子得不到别的孩子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东西。如果家长教育不当,这些孩子的心里就会产生怨恨情绪。许多这种怨恨情绪,也并非没有其合理性。不过,家长的责任,是要孩子不要怨恨而要感激,要让他们珍惜自己有的东西,不要总想着自己没有的。在怨恨中长大的孩子一般没有好前途;在感激中长大的孩子,则比较容易成功。
就这个问题,我曾和女儿的教父教母讨论过。他们是典型的自由派的美国人,忠诚的民主党,对种族歧视深恶痛绝,认为美国社会对黑人中的种种问题负有责任,拥护对黑人在各方面给予特别照顾的"种族平权"政策。不过,最近几年黑人社区中出现一些保守主义者,认为"种族平权"的政策培养了黑人的受害者情结,使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比如,在"种族平权"的政策下,黑人孩子上大学考分可以比其他族裔子弟要低得多。一个穷华裔的考分比一个富黑人高,得到照顾的往往是黑人而不是华人。这样,一些黑人就天经地义地认为自己应该凭低考分接受照顾而上大学,不必用功读书。当一个种族的自我期望值这样不断降低后,这个种族就永远不能成功。
我对女儿的教父教母解释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拿在北美的华裔作为对比。大约10年前,加拿大的华人曾经在一次重要的大选前提出加拿大政府必须对当年歧视华人行为道歉的要求。这一背景是:在上个世纪早期,加拿大像美国一样,受排华风潮的影响,对华人有种种令人发指的歧视政策,华人当时的境遇并不比黑人好。到了90年代,社会变得文明多了,克林顿政府还代表美国政府向黑人道歉。既然如此,为什么加拿大政府不能同样地向华人道歉呢?当时,《世界日报》上有一位老华人写了一篇文章,反对道歉的要求。他的立场是:加拿大政府过去歧视华人当然是不对的,也无法为之辩解。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毕竟人家早已经改正了。再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来到加拿大的华人,虽然受尽种种磨难,但毕竟比在自己的国家所受到的待遇好多了。人家对我们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还是对我们不薄。我们也应该有感激的地方。这一点,把自己的生活和国内人的生活比比就明白。看看周围这些加拿大人,我们心里很明白:他们也认为政府一个世纪前歧视华人的行为是可耻的,相信到一定时候他们自己会表明态度。所以,道歉的事情,以后可以慢慢议论。但像现在这样借大选向政府进行政治逼宫,未免不厚道(据说几年后加拿大政府也道歉了)。
我借此事说明中国人和黑人在美国有着怎样不同的传统,以及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成功、黑人为什么那么失败。一言以蔽之,在美国,华裔子弟在感激和责任中长大,觉得这个国家和家长给予自己的已经太多,自己应该有所作为才对得起这一切。黑人则在怨恨和愤怒中长大,觉得自己的苦境全是别人造成的,别人必须为自己负责。具体而言,中国人在美国也受到许多种族歧视。特别是那些上个世纪初作为劳工来的唐人街华人,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忍辱负重。但是,华人在看到自己受歧视的同时,总能看到一些积极的东西,看到这个社会给自己提供的机会。华人家长教育孩子总会这样说:"看看你生在这里多么运气!还不好好努力!你要是嫌这嫌那,就回中国看看!"结果呢,这么教育出来的孩子往往珍惜自己的机会,很快也就经过自己的奋斗而获得成功。
相比之下,黑人孩子从小得到的教育是,我们的祖先作为奴隶被卖到这里,这里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剥夺我们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现在的一切问题,都应该社会负责。虽然美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对黑人有许多特别照顾;但是,许多黑人青年觉得社会欠他们的债是永远也还不完的,他们自己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这些人的道理对不对?从历史上看可以说基本是对的。黑人受的苦难以及美国对黑人犯下的罪孽实在是罄竹难书。但是,如果你只用这一套教育孩子,孩子就总会觉得别人欠着自己许多,自己没有必要为别人、为社会做任何事情。我刚刚到美国时,就看见电视采访贫穷失业的黑人:现在麦当劳有1小时5块钱的工作,你去不去?结果,被采访的在美国长大的黑人,都说不去。理由是钱太少,社会不公平,他们宁愿失业。但是,那些通过移民刚刚来到美国的黑人,都争先恐后地要去,说他们不嫌钱少,因为"你总得从某个地方起步"。他们珍惜的是机会。其实,拳王阿里早就是个明白人。他年轻时是黑人反叛的偶像。但是,年长后跑到非洲一看,直言他非常感到幸运自己的祖先被卖到船上运到美洲来。可惜这一近乎冷血的现实,是黑人社区很少意识到的。
讲了这么多,并不是要讨论美国的种族问题,而是要讨论怎么在困境中教育自己的孩子。你也许有充足的理由把自己家庭的贫困归结为社会的不公平。但是,如果只告诉孩子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就可能总觉得社会亏待了自己。一个人如果这样陷入受害者情结中不能自拔的话,就不可能成就任何东西。最近我就听说了许多中国贫困大学生出现信誉问题。比如,有位大学生得到素不相识的人捐助读书后,偷偷辍学,并继续向捐助人要钱,拿了钱去做买卖,被发现后一度还拒不道歉,甚至把人家捐赠的4万元说成几千元。这种人的心态也不难理解。他想的是:我一切的不幸都是因为社会不公。我自然应该能偷什么就偷什么,反正社会欠我的是永远也还不完的。人要走到这一步,就无前途可言了。我们要特别警惕的是形成一种使穷人永远穷下去的"穷人文化"。
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则正好相反:不管自己怎么贫困,要让孩子学会感激、学会珍惜、想到对他人的责任。这一点做起来并不容易。大家都知道,家长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家长可以为孩子做任何牺牲,从不求回报。但是,这种感情无论如何伟大,如果表达方式不对,就会给孩子带来一切都是她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甚至是别人欠她的心态。久而久之,孩子就可能变得自我中心、目无他人。所以,我们从小就特别注意消除女儿心中那种理所当然的感受。比如,家里的好东西当然最终是要给她先吃。不过她妈妈不时提醒她:爸爸很辛苦,你要想着爸爸一些,不要忘了是爸爸辛辛苦苦地工作,你才有这些东西吃。所以,女儿对所有的一切都特别珍惜。一年一次的圣诞节,她可以写信给圣诞老人,要求自己最心爱的礼物(当然这些礼物要家长照着她写下的单子偷偷地去买)。可是,即使她还相信圣诞老人、相信自己要什么圣诞老人都会给,她每次要的礼物,一般就是两件,总共价值大概也就十几块钱。最近的一天,她从学校刚刚下了小提琴课,突然满脸涨得通红地问来接她的妈妈:"妈妈,我是否下学后还有些时间?而且,家里还有一些钱?"妈妈一问究竟才知道,她的小提琴老师鼓励她参加乐队。不过,为了参加乐队,最好要另外再上一对一的小提琴私人课。她做梦都想参加乐队。但是,她知道另外上课对家里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问起来格外紧张,生怕自己要求太多了。
我们在买东西时不时地告诉她:你如果要这个,爸爸妈妈要如何工作才能把钱挣来。最后让她决定是否买。结果,她大多数情况下决定不买。甚至对她的教育投资,我们也告诉她代价是多少。比如,如果她决定学钢琴,我们就要告诉她需要花多少钱,我们为此不能住大房子,等等。她由此意识到,学钢琴不仅她自己要用功,别人也为了她的学习而用功。这样,她珍惜每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且永远感念着别人为了她的机会所付出的东西。
我不是基督徒,但我经常为基督徒那种感恩的生活态度所感动。比如,一次我去一位常青藤的校长家,吃饭前,全家围在一起,手拉手祈祷,感谢上帝给他们饭吃。地位如此之高的人,竟会为几块简单的面包和色拉感激涕零,可见为人之虔卑。信不信教,是孩子的自由。不过,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心怀感激地成长。看看她现在这种快乐、自信、善良的性格,我就知道这种感激之心也在不断给她带来报偿。
第七,让孩子早早打工
一天,女儿放学带回来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写着:"冰箱清洁:想要一个亮净净的冰箱吗?请给库珀打电话!"乍一看,我还以为是一家公司的名片,但仔细再看,发现上面写着:"库珀・绍恩哈勒:8岁,但工作勤奋,起价5美元一个冰箱",并有他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再问女儿,才知道库珀是班上功课顶尖的一个男孩子,起初是给父母清理冰箱,干完拿到5美元,尝到了甜头后,就开始给邻居清理冰箱,赚了不少钱,于是做了名片,开始扩张自己的生意。另一个男孩子理查,也是功课顶尖的一位,立即效仿。于是两人开始联合经营。库珀一直学大提琴,他和理查到人家里,理查负责清理冰箱,库珀给主人拉琴,收费翻倍,也就是清理一个冰箱10美元。这还不算,库珀还在家里举办演奏会,一张票5美元,不少邻居还真去听了。不过,这样挣来的钱,一半要缴给父母作为场地费,因为房子是父母的。美国社会的社区精神非常强,邻里守望相助,虽然一个孩子的大提琴水平还很稚嫩,但为了鼓励他,大家还是心甘情愿地掏钱买票。
这一故事说明了美国的一个社会现实和价值观念:许多家庭总是让孩子早早出去打工。孩子一到法定年龄(一般是13岁左右,在这方面各州法律不一样),家长就迫不及待地给孩子找工作。像库珀这样8岁开始打工的,也不算异数。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这些孩子打的都是很"下等"的工,比如餐馆的跑堂、超级市场的收银员、给人家看孩子、当清洁工等等。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我将会介绍:美国这种"童工",常常出现在教育良好的中高产阶层,穷人的孩子反而打工的少。有统计数据表明,打工开始得越早的人,日后的平均收入就越高。因为打工早,说明你的"事业"起步得早,在竞争中先声夺人。
我们不妨看看这些童工通过打工接受了什么样的训练。前述的《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Jonathan Clements讲他的女儿在当地一家餐馆找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有了自己的收入。这就使她可以利用自己的部分收入开了一个独立的免税退休金的账户。美国退休金制度相当严格。一般有固定工作的人,工资中都有一定的比例被作为退休金扣除,同时单位再追加一定比例的钱,由此形成退休基金,用来投资,并且投资形成的增值是免税的。到你退休时,这笔基金就会滚得相当大,得以维持你的退休生活。临时工的收入,则不在此列。不过你如果愿意,也可以开自己免税的退休账户。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刚刚在餐馆拿到第一份工作,就考虑退休的问题,是否有些过分呢?这位Jonathan Clements先生说:"我从来不指望这点钱能解决女儿的退休问题。但是,这一账户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向孩子展示了自己节省下来的钱是如何升值的。"如前所述,华尔街对成功人士的基本素质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能够推迟欲望的满足,能够有长远的规划。这一退休账户一下子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孩子把能用来满足自己眼前欲望的钱存起来,并通过这样的推迟,为未来进行规划。具体而言,她在十四五岁时,就为自己六七十岁时退休后的生活进行了周到的设计。
最近美国发生次级贷款危机,则从相反的方向说明了同样的问题。次级贷款,主要发生在房地产贷款上。传统的贷款方式,要求你买房子时支付20%的首付,然后最好是以30年的固定利息分期付款(按月支付)。但是,许多人看着别人买了50万的房子,自己没有那个收入,拿不出10万的现金作为首付,变得急不可待。于是有人发明了次级贷款:不需要首付,而且头两三年分期付款的利息很低,号称是"引诱性利息"。但是,两三年后,利息猛涨,可以从4%涨到15%甚至更高。许多人到时候付不起钱,因此破产。再看报纸上讲的那些因为破产把房子拍卖掉的人,大部分是穷人。为什么?穷人经济条件差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化行为:他们不仅不知道如何推迟欲望的满足,反而超前进行欲望的满足,乃至连两三年后的规划也不会做。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超前消费的时代,而且这种超前消费都已经制度化了。在美国,你无论买大件小件,几乎都可以分期付款,甚至有推迟付款的。这种制度化的商业结构,给你提供了两种机会:一是提前进行欲望的满足,先享受后付账;一是进行投资,即在自己现金不足的情况下,先购入基本生活资料或者生产资料(如汽车),开始自己的事业(比如有了车可以使你接受一些远途的工作),然后按期偿还借款。那些知道推迟欲望满足、进行长远规划的人,就可以利用这样的制度对未来投资。那些没有这些训练的人,就像那些看着别人住大房子自己也要住的人一样,跳进了类似次级贷款式的火坑。
早早打工并用打工的收入进行精明的投资,训练了孩子推迟欲望满足、通过工作达到自己的目标的习惯和能力。不过,这些训练的收益还远不止这些。童工干的是最低端的工作,而且经常一对一地和顾客打交道。比如在街上摆摊,对人的沟通、取信和说服的能力是非常大的考验。一次听前美国银行总裁的演讲,他就强调:不要把银行看成是高高在上的百万富翁的游戏。说到底,银行是零售的买卖。不懂这些,你管不好银行。其实其他行业何尝不是如此。最近美国总统大选的预选,在衣阿华和新罕布什尔州竞争得如火如荼。这两个州人口很少,候选人要面对面和选民接触,进行"政治零售"。许多票是一张一张拉来的,我称之为是选总统如"选村长"。比如,新罕布什尔州一位老年选民,由于退休金不足,支付不起自己的药费和冬季取暖费,她跑到奥巴马那里当面问:你的政策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她同样的问题,也拿去问另一个候选人爱德华滋。谁的政策能解决她的问题,说服了她,她就投谁的票。而这是预选中的家常便饭,是典型的政治零售。你要是从小摆过摊,向顾客一对一地兜售惯了,面对这样的局面就容易赢。可见,十几岁打工时学的那些本事,对夺取世界最高的权力,也还是十分有用的本钱。
在美国你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觉,就是人们对这些打"低等工"的年轻人的尊重。这里当然体现了其宗教和社会文化传统对平等的崇尚。不过,我需要特别强调:美国也一样有许多势利之徒。可是,即使是这些势利之徒也明白:在饭店、餐馆服务的那些小工,并不是一辈子就干这个的。人家可能是百万富翁的子弟,也可能日后成为华尔街的精英,如今不过是当学徒而已。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今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伯南克,上中学时两个夏天都在餐厅当跑堂,一个夏天在建筑工地干活儿。可是,他后来进哈佛读本科,到MIT读经济学博士,31岁就成了普林斯顿的终身教授,并很快成了系主任,最终接过了格林斯潘在联储的权杖。可见,这位主掌美国经济的"一把手",他的经济学起步大概是从当跑堂时收银算小费开始的。你如果就凭兜里有那么几个钱,出去吃顿饭要在这种服务生面前摆谱儿,怕也是丢自己的脸了。
中国乃至亚洲的观念都正好相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孩子不读书跑到街上打工摆摊就属于不务正业、浪费青春。2000年我在日本时,看电视里报道为准备高考而开设的精英寄宿学校,全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孩子用功是用功,早晨一声口哨全起来,十几个小时一直读到晚上。但是,孩子们的脏衣服从来就是脱下来随手仍在床上,有专职的服务人员负责给他们洗。这样的高考精英,似乎就是在试管里培养出来的。也难怪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繁荣了半个世纪,但若以人均优异人才的出产量(如人均诺贝尔奖得主)来算,比欧美低得多。中国也大同小异。几年前清华的学生要在校内开小买卖,还被校方给禁了,说这会影响学业。社会对这些在"伺候人"的行业中的从业人员,也没有基本的尊重,常常在人家面前趾高气扬,因为社会精英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不会"沦落"到"伺候人"的行业中。而中国的大学生毕业后高分低能、适应不了社会的现象,就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对美国人这套华尔街式的教育法,当然没有必要照搬。俗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如果你能通过不同的、更便捷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标,自可以走自己的路。比如,女儿给我们讲了库珀和理查的业绩后,我们也非常动心。毕竟,女儿的钢琴要比库珀的大提琴水平高多了,她应该得到奖赏。另外,她也找一切机会帮助爸爸妈妈做家务,我们似乎也该有所表示。可是,最后我们讨论后还是决定按兵不动。第一,我们家里地方狭小,根本不可能开演奏会,要开也要等买了房子后再说。第二,通过我们的教育,女儿很关心钱。不过,钱对她来说,基本还属于一种概念性的东西,她用钱的概念来理解生活中经济的面向,钱并不构成她渴求的对象。有时我和她在房地产的网站上搜房,发现几百万的豪宅,她喜欢得不得了,知道家里没有钱买,但也不会因此想钱想个不停。她帮父母干活,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但也不是被钱所驱动。于是我们分析后得出结论:她感情上非常满足,内心对钱有智力上的好奇,没有直接的饥渴;她一直帮助他人、帮助父母,而且工作非常努力,也不是被几个钱所驱动。也许我们对自己的孩子过分理想化,我们觉得她生活的动机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对他人的爱、同情和责任,她已经有了;现在不打工也罢。以后家里有了条件,开个收费的演奏会倒是个好主意。这样毕竟可以非常直观地向她展示自己努力工作的价值。可惜目前我们操不起这个心。
总之,每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家庭的条件也不一样,教育方法也不必千篇一律。不过,即使我们不去"照搬"人家的方法,也要理解人家这样做的原则。比如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库珀的家长让孩子在家里开演奏会还要收场地钱,把家庭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这典型地体现了美国社会金钱万能、人情冷漠的现实。其实再分析一下就明白:库珀家有个能开演奏会的大房子,父母收入肯定不低;况且整个过程肯定需要父母帮着设计筹划,来那么多人,父母也要一一接待,时间精力赔进去不少。真要算经济账,大概父母赔得一塌糊涂。他们之所以向孩子收费,就是从小让孩子明白一个简单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白来的东西,你必须通过对社会做出贡献而得到报偿,通过努力而获得成功。库珀在名片上骄傲地写下:"8岁但工作勤奋",这也是他父母要培养的工作伦理。美国社会的成功、个人的成功,也是这种工作伦理的反映。我在下面的《美国人为什么不肯留钱给孩子》一文中还将讨论,美国的父母从小就灌输给孩子一个严格的概念:父母的钱不是你的,你对父母的财产不具有天然的权利。父母的财产,是父母通过对社会的贡献而得到的报偿。你能得到什么报偿,要看你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归根到底,这还是一种平等的意识。也恰恰是这种平等,培养了人的责任和尊严。有这种责任和尊严的人日后事业成功,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八,培养一个负责的孩子
中国人对美国人有许多先入为主的看法。比如,美国人到了18岁就将孩子扫地出门,什么也不管;美国孩子没大没小,还叫父母的小名;等等。
我不能说这都是些无稽之谈。比如,我读研究生时在纽黑文的房东,是我的同龄人。她父亲是消防队员,收入相当好,除了自己的住房外,还有一些出租的房产,并在佛蒙特州有一栋大别墅。她的兄弟都很潦倒,甚至有进监狱的。她则是全家唯一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但是,高中毕业,父亲放手不管。她工作到了三十五六岁才开始读夜校,满足自己的大学梦。这大概就是十七八岁父母不管孩子的例子吧。不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美国的孩子叫自己父亲小名的。另外,中高产阶层基本都会供子女上大学,除非经济上窘迫得支付不起。甚至有研究表明,如今美国人的青春期到了28岁左右才结束。许多孩子大学毕业还住在家里。
美国家长在支持孩子的教育方面,热情不下于中国家长。能支持多久,则要看家庭的能力。那些富裕家庭,自然给孩子的支持更多一些。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美国,即使是很富的家庭,家长在支持孩子的同时,也让孩子明白: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比如我反复提到的《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Jonathan Clements,看起来就是个相当富裕的人。他育有一儿一女,一个15岁,一个19岁。他不仅支持孩子读大学,甚至连孩子结婚、买房都要管。这是一般美国家庭力所不能及的。只是他要让孩子们知道,他的支持是有底线的。
先说上学。他自己的大学就是靠父母供应的,他自然也这么对孩子。比一般美国人幸运,他的孩子大学毕业时没有欠任何债务,一切都由父母付了。不过他也告诉两个孩子:读本科不用为经济问题操心;但要是读研究生,那就得自己贷款了。这也是美国中高产中很流行的做法。比如几年前我们认识一位耶鲁的本科生,家里也是很富。不过,他5月份毕业典礼,6月份父亲就不再往他的账号上汇款了,找不到工作就有生存危机,所以毕业的时候非常有压力。
那么,怎么帮孩子买房子呢?Jonathan Clements的办法是在孩子上中学时就给他们每个人一笔1 5万美元的房基金,让这一基金在股市上升值。等10年20年孩子结婚时,有多少算多少,估计肯定不够支付20%的首付金额,但这笔基金向孩子显示了如何为自己的基本生活投资的道理,同时分担了年轻人成家立业的一些财政压力。不过,孩子必须懂得自己的责任:父亲的钱非常有限,剩下的责任要自己承担。
买房子仅有首付还不够,还要有财政信誉,这样才能拿到低息贷款、大大提高自己的支付能力。于是,Jonathan Clements在孩子上大学前后,就帮孩子申请了信用卡,附属在自己的名下。一年后,孩子使用信用卡负责,有了初级的信誉,就可以自己申请独立的信用卡。当父亲的职责是教导孩子:每个月用信用卡消费时,一定要计算自己月底的支付能力。信用卡上借的钱,每月按期偿还。长此以往,孩子就成了有借有还的模范公民,信誉历史非常好。等到买房子时,靠这个信誉历史申请到的贷款,利息可以比别人低很多;在30年的分期付款中,每月甚至能省几百块钱。可见,信誉这种品性,在市场经济中马上能转化成实打实的财富。这是富裕家庭留给孩子的重要"遗产"。
除了买房子外,就是结婚。豪华铺张的婚礼,在美国也很流行。联邦储蓄银行2004年曾做过一个调查,美国有96%户主为65~74岁的人的家庭有储蓄(这属于功成名就、比较富裕的年龄层领导的家庭),不过其中等储蓄水平(包括银行存款、股票)才36100美元。可是,许多家庭为了一个婚礼就花掉了两三万。Jonathan Clements于是决定:每个孩子结婚,他给五千块。孩子爱怎么花怎么花。其他就不是他的事情了。这样,孩子就学会了为自己的生活计划。
综合起来算一下,这位富裕的父亲给孩子的现金,不过是一人两万。其中1 5万是房基金,另外五千是结婚费用。但是,他传给孩子财富的要远多于此:他给孩子提供了免费的大学教育,给孩子奠定了财政信誉,教给孩子怎么规划未来、怎么投资。即使是那两万现金,也在他监督经营下增长了许多。老实说,两万美元的现金对中国家长来说也是小意思。有个朋友的独女大学毕业刚刚交了男朋友,家长就把她叫来说:"我们家里存了50万,40万给你。"这种慷慨,已经到了无私无条件的地步。但是在我看来,这样做其实给孩子并没留不下什么。这40万可能被挥霍,可能被男友骗走,当然也可能被她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依靠。但到头来,她这辈子还是让人担心。真正想不为孩子的未来担心,还是值得体会一下华尔街教育孩子的道理,让孩子有良好的做人品性、严格的行为规范。
第九,教孩子发展稳定的人际关系
小女7岁半的时候,回家讲述了她的一个朋友的奇怪行为。这位女孩儿名字叫奥莉维娅,很聪明也很漂亮。不过,她似乎在两性方面成熟得非常快,一天到晚花心思追男孩儿。她不仅教女儿如何搔首弄姿地勾引男孩儿,甚至还说:你应该让某某男孩爱上你,然后再把他甩了,让他心碎。
如今的孩子性成熟时期不断提前。听到这些事情,我们当父母的当然非常警觉,生怕女儿学坏。不过,通过和女儿的谈话和反复观察,我们得出结论:她在这方面并没有过早成熟。她讲这些事情是作为笑谈而讲的,觉得太奇怪、好玩儿了。我们如果小题大做,让她以后不再接触那个女孩儿,则可能适得其反。第一,她们在一个班,肯定避不开;第二,女儿并不把这个当回事,我们要太当回事,会加重她的好奇心。所以,我们决定不就男女这种事情发表过多的意见,只是跟着女儿一笑了之。
但是,这件事情也不可以轻易放过。我们还是力图通过这件事情给女儿上一课。女儿从小在幼儿园就学"黄金定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一直信守不疑。于是我们就从这里讲起:
"你愿意听奥莉维娅的主意,欺骗并伤害那位男孩儿吗?"
"不愿意。"
"为什么?"
"那样太坏了。"
"为什么那样太坏了呢?"
女儿一时想不出道理来。我慢慢地启发她:"你愿意别人这样欺骗和伤害你吗?"
"不愿意。"
"那么黄金定律是什么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女儿一下子豁然开朗。
不过,我还要接下来教她一下更实用的人生技巧。我让她想一想:
"奥莉维娅这样做,对别人不好,不公平,但对她自己好吗?"
"……"女儿一时说不上来。
我进一步问:"如果你知道她对别人做了这些,你以后还会相信她吗?比如,她要和你做朋友,你觉得她靠得住吗?"
女儿赶紧摇摇头。
我再推进一步:"如果她对几个人都做了这样的事情,许多人都知道她喜欢骗人,喜欢伤害别人,那么还会有人做她的朋友吗?"
"恐怕没有了。"
"如果她在学校一个朋友也没有,她会过得高兴吗?"
"不会。"
最后我告诉她:做人首先要取信于人。这不仅是对别人公平,对自己也好。你做人光明正大、有信誉,别人就愿意当你的朋友,愿意和你合作。当你真有需要时,别人也会帮助你。女儿听了很是信服。
许多家长也许觉得,这些不过是些道德说教。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不重视道德,自然人们不会觉得这种道德说教有多大意义。这大概也是我们世风日下的一个原因吧。不过,我在这里讲的还远远不止是道德问题,而是如何培养子女日后成功的"文化行为"。
简而言之,那些善于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断创造稳定的人际关系的人,一般都比较成功;那些无法创造稳定的人际关系,甚至致力于颠覆稳定的人际关系的人,一般事业都比较失败。男女之间的关系,只是人际关系的一个特例而已。如今"一夜情""换偶"等等成为崭新的生活方式。甚至有些专家出来鼓吹,称这是一种进步的生活方式;传统的婚姻太单调、太压抑人性了。其实,大部分家长都不愿意子女走向"一夜情""换偶"的道路。这并非是这些家长顽固不化、跟不上新潮,而是他们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生活太不安定、太容易失败。人的生活和事业的成功,不可能离开稳定的人际关系。
我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已经提及,结婚并有着良好家庭的人,一般属于喜欢稳定的人际关系的人。从各种收入的统计数字看,他们在社会上的成功率也比较大,生活也比较幸福。比如,2006年底Pew研究中心进行的关于"幸福"的调查,就雄辩地证明了婚姻家庭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该中心是美国声誉卓著的民调和政策研究机构。调查方法非常严格准确。该调查发现:34%的美国人感到"非常幸福",50%"相当幸福",15%"不怎么幸福",1%"不知道"。从幸福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看,有钱的人幸福,信教的幸福,共和党比民主党幸福,白人比黑人幸福,健康的比不健康的幸福,结婚的比不结婚的幸福。
这里对人的幸福感影响最大的,是财富和婚姻。这听起来也很符合人们的常识。10万美元家庭收入的人中,有49%"非常幸福";7.5万到10万这一档则有38%;到3~7.5万的家庭收入水平,"非常幸福"的比例降到33%;而3万以下家庭收入的,仅仅24%的人感到"非常幸福"。婚姻对幸福的影响同样鲜明:结婚的人中43%感到"非常幸福";未婚者只有24%有这个感觉。换句话说,你家里一年挣不到7.5万(美国家庭平均收入是5万美元左右),你的幸福感就达不到美国人的平均线(34%"非常幸福")。而7.5万不是那么好挣的。但你要结婚,幸福感不仅大大超过这条平均线,而且直逼那些家庭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
这一调查,也可以和过去相关的研究互相印证。美国曾有本畅销书,叫《百万富翁的意识》(The Millionaire Mind) 。作者采访调查了许多家资百万以上的成功人士,即美国的中富阶层,发现这些人共有的品性之一,就是大多维持着一个婚姻,家庭非常稳定。其实这和一般的经济学是一个道理。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需要稳定的环境。这种稳定不仅仅是没有战争、动乱而已,而且包括契约的履行、政府接受法律的约束。这样,每一个经济的参与者,都对别人的行为可以有理性的预期,并针对性地计划自己的行为。这样创造出来的秩序,才能导致繁荣。做人也是一样。在稳定的人际关系中建立自己的信誉,别人就认为你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你也认为别人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这样才有良性的互动,使彼此都可以根据对方的行为对自己的事业进行长远规划,最后大家都获得成功。试想:作为一个企业家,你面对两个出价相同的生意伙伴。一个属于"一夜情"、"换偶"式的玩主,今天还不知道明天晚上和谁睡;一个是好父亲、好丈夫、忠心耿耿的一家之主,工作完了马上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你几百万的买卖,交给谁放心呢?我曾认识一个耶鲁的女生,毕业后通过中介找工作,双方约好了在一个大城市的机场见面,由对方安排下面几天的活动。她人生地不熟,和对方也从来没有见过面,这样把自己交给人家安排,心里当然忐忑不安。可是,一到机场,发现对方带着自己的妻子在那里等候、温文尔雅、体贴入微,一下子就放了心,跟着人家到旅馆安顿下来。可见,家庭和你的事业是分不开的。有时稳定的家庭是取信于人的证明。一位亲友和美国人做生意,最大的一个感受是美国人非常喜欢问你的家庭情况:妻子怎么样、儿子怎么样;而且你这次告诉他们的事情,几个月后人家还记得清清楚楚,说明不是虚伪的应酬。
要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从小就应该培养她或他建立和发展稳定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人是社会的动物,必须通过别人的信赖才能成功。女儿在评价她年级里一个一直试图讨好她但被她所回避的男生时说:"他很善于交朋友,但却不善于保住自己的朋友。"看来,这也是她评价人的一个重要指标。她自己则有个小小的,却是很稳定的朋友圈子。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做人成功的证明。
智商与早期教育
"智本主义社会"的成功阶梯
――智商及其社会后果前面两部分的讨论,无论是《一岁就上常青藤》还是《华尔街怎么养孩子》,都是以我们怎样抚养自己的孩子为中心而展开的。我所倡导的教育方式固然来自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念、经验和观察,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我们所吸收的一些教育理论。因此,本部分将跳出个人化的经验,综合国外的一系列理论和经验性研究,来分析教育孩子过程中几个核心的问题:智商、素质、智商的开发和素质的培养以及素质对于成功的决定性作用。
从教育的立场,我把人类社会分为三大阶段: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智本主义社会"。在这三个阶段中,决定人一生成败及其社会地位的要素有着本质的不同。简单地说,在传统的贵族社会,血统是决定性因素。你拥有多少财富和权力,首先要看你的家门、出身,而未必是你的个人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你一生的成败则决定于你所掌握的资本,即你是否有钱。虽然能力可以产生金钱,但是一个能力平平的百万富翁子弟,比起住在偏远农村但个人素质达到百里挑一的水平的穷孩子来,还是有着难以挑战的优势。"二战"以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开始进入"智本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能力平平的百万富翁子弟很难斗得过有着百里挑一的素质的穷孩子。因为前者虽然继承了巨额财富,却没有能力创造新的财富。在一个财富飞速增长的时代,他即使谨慎地保有了所继承的财富,这笔财富在新增长的巨额财富面前很快就会显得微不足道。后者虽然一贫如洗,但其个人素质所具有的创造财富的潜力,则在早年就会被社会所承认。结果,他即使一贫如洗,也会被炒得像是市场炙手可热的期货:大家争相往他身上投资、花钱请他进常青藤接受一流的教育。如果他争气的话,就可以效法比尔・盖茨等等前辈,凭借自己的智力创造微软、谷歌、Facebook这类企业。而那些守着祖宗财富的富家子弟,比起他来就像个叫花子了。
当然,这种社会阶段的分法,是非常粗疏简单的。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都需要能人治事。贵族要是不能干,或不重用能干的人,就会被淘汰。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相对欧洲更是平民化,缺乏贵族传统,科举考试的理想还是"选贤与能",而非品评家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竞争的门户更是大开。比如卡内基不过是个穷困的移民,登陆美国后马上成为社会底层的童工。但他靠自己的能力,最终成为世界最富的人。这些都体现了"智本主义"的原则。不过,在前两个社会阶段,能人从底层崛起还是受到种种限制,需要突破既有的制度框架。真正出头的,还是能人中的极少数,是例外而非常规。所谓"智本主义社会",则创造了制度化的渠道,把能力作为唯一的指标来衡量一个人。比如常青藤,即使到了20世纪上半期,还是被白人社会精英垄断,别的阶层根本无法和这一统治阶级进行公平竞争。如今则不同了。你若是没有能力,几乎什么血统和财富也无法把你送到常青藤里。你如果有能力,哪怕你是中国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哈佛也会一年花4万多美元请你去读书。这种现象,只有在"智本主义社会"才会普遍地、常规地发生。
下面的《钱再也挡不住你的孩子进常青藤》一文,介绍的就是这种"智本主义社会"如何围绕着常青藤创造了一整套制度化的渠道,不问贫富地把最高智商的人收罗殆尽。你有钱未必进得了常青藤,但有智无钱者却能捷足先登。这其实也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逻辑:对高素质的人追加教育投资,会产生极大的经济回报。比如比尔・盖茨如果生在中国农村,说不定就是个马加爵,甚至根本不可能上大学。但这样的人如果生在21世纪的美国贫困家庭,哈佛会一年拿出4万多美元请他去读书。算算账就明白:白请人家来读书,4年下来也不过19万美元。回报是什么呢?看看比尔・盖茨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1千亿美元。他即使是不行善,一生靠交税也会回馈社会几百亿。如果你在股市上19万的投资有这样的回报前景,你即使冒着巨大的风险也愿意去试试。相反,一个素质平庸的富家子弟,你在他身上不管投几百万、几千万,他也不会胜任复杂的工作,甚至难以完成高水平的学业。这种没有赢利前景的投资,谁也不会干。所以,即使富人有的是钱想送自己不争气的孩子进哈佛,哈佛也会不要,宁愿自己投资把位置留给潜在的比尔・盖茨们。
基于同样的原则,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孩子和常青藤的距离越来越近。美国一流大学录取中国学生的比例和绝对人数每年都在提高,而且经济因素也越来越不成为读常青藤的障碍(其实经济因素对中国学生而言几乎从来不是个障碍,因为他们基本都拿了全奖)。在哈佛、耶鲁这种学校,对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一概免费。最近两校又提出新政,对家庭年收入达到18万甚至20万美元之巨的家庭,收费封顶,保证这些家庭最多只用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来支付教育费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人士预计:用不了多久,家庭年收入20万以下的家庭,上常青藤就会免费(包括生活费)。可见,上常青藤再不会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能力问题。所以,我才敦促中国的家长要让孩子"一岁就上常青藤"。早期教育的成功,可以使你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把孩子推向世界的顶峰。
综上所述,在"智本主义社会",家长能给孩子留下的最大的遗产不是资本,而是"智本"。接下来我们必须面对的是:这个"智本"是什么?能否被家长从孩子身上人为地创造出来?围绕着这些问题学术界还有许多争议。我将重点介绍十几年前轰动美国的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中所阐述的"智商决定论"的观点。从这一"智商决定论"的角度看,人一生的成败,甚至收入水平,都和其智商密切相关。美国大学的"高考",即SAT(学术能力测验),基本也可以换算成智商。不过,许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都对此说提出批评,强调智商除了遗传基因的生理层面外,还有其社会层面。智商的高低会受后天环境的影响。而且智商本身也并不一定能决定人的成功。一个人的其他素质,比如品格、动机、意志、价值观念等等,往往比智商更关键。智商甚高但一事无成的人也比比皆是。难怪有许多人在智商之外提出"情商"的观念。看看常青藤大学的录取标准就知道,SAT只是标准之一。除此以外,录取官员还要看申请者的其他因素,如参加社会服务的经历、对付重大人生挑战的能力等等。说智商决定一切,不如说素质决定一切。这种素质所界定的范围,当然比智商要宽泛得多。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试图达到一种平衡:一方面以素质取代智商作为教育的目标,强调智商以外的"文化行为"的重要性;一方面也试图界定在素质这个宽泛的概念中,智商究竟有多重要。接下来,我还将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智商是无法改变的的话,在这一外在限制之下,家长还能做些什么来提高孩子的素质?《智力开发能造就神童吗》一文重点讨论智力开发和智商的关系,《怎样培养白领》则讨论的是培养人的行为规范或者所谓"文化行为"的问题。接下来的篇章则介绍了美国近几年在这些方面的教育实践、成果以及面临的问题。
在通过具体章节展开这些论述之前,我有必要把智商理论的来源、基本概念及其运用乃至所面临的问题做一个概略性的介绍。
智商学说的演进
现代智商理论起源于Sir Francis Galton所创立的优生学。Galton于1822年生于英国伯明翰边上的一个村庄,其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表兄达尔文。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强调智力基因的遗传是人类进化并有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Galton不仅接受了这一理论,而且受到其"优异"家族传统的刺激,认为遗传因素不仅决定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不同,也决定了人类彼此之间的差异。1869年,即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10年后,他出版了《遗传天才》(Hereditary Genius)。在书中,他利用英国一些大家族作为自己的主要数据资料,试图证明家族中遗传的各种智力因素塑造了人的成功。达尔文评论说,在读此书以前,他一直认为人类本身之间在智力上并没有太大差异,差别主要在于工作的热情和努力方面。两年后,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来由》,在几处引用了Galton的著作。1883年,Galton出版了《对人类能力的探求》(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提出了通过控制遗传因素来改进人种质量的理论,并第一次使用了"优生学"的概念。
Galton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把诸如"聪明"这类描述性的品质进行量化研究,由此证明不仅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聪明,而且聪明的种类各有不同。他最先尝试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实证资料,创建了心理测量学(psychometrics)和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概念,并设计了最早的智能测验。虽然他的测验并不成功,但法国心理学家Alfred Binet很快就发展出新的智力测验法。 1904年,一位前英国军官Charles Spearman则在智力测试中获得了观念上和统计上的突破。他利用相关系数的理论发现,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种智力测试上表现良好,往往就在另一种智力测试中也很突出。虽然不同的测试旨在衡量人在各种不同方面的能力,但一个人某方面能力突出,在另一方面的能力也突出。这种相关性可以用测试的数据资料准确、规则地证实。由此,Spearman推出了智商理论的"经典学说":人的各种具体能力,来源于其统一的智力结构,即普遍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Spearman将之命名为g。他进一步提出假设:这种g指涉的是人从经验中总结出事物之间的关系并将由此所获得的认识加以运用的能力。比如,把握"丰收"和"产量"两词的相关性,以及一些数字、几何图形之间的相关性,就反映了g的水平。
到了1908年,在欧美发展出了"脑力水平"(mental level)的概念,后来则叫做"脑龄"(mental age),并由此演绎成"智商"(IQ: intelligence quotient)的概念。这一概念开始仅是用来测试一个儿童和同龄人比较的脑力发展程度或者阶段,后来迅速被用于测试一个人的智能水平在特定人口的智能水平中的位置,比如你是属于10%最聪明的人还是90%的庸众。而早在1907年,美军就在征兵时运用了类似的智力测试。1916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Lewis Terman对Alfred Binet的智商测试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创造了所谓Stanford-Binet IQ,集中检测语言和数量推理以及记忆能力,使测验的分数和学生的课堂表现有密切的相关性。这也是流行至今的现代智商测试的基础。
可惜,这一时代正好赶上美国"镀金时代"结束、经济泡沫破灭。同时,这也是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代。于是,美国公众本能地把经济危机的怒火转嫁到移民身上。智商研究也被迅速政治化。上世纪20年代初,众议院移民委员会特别任命了优生学官员,力图通过选择最优秀的移民来保证美国人口的智商水平。普林斯顿的一位助理教授Carl C. Brigham出版了《美国智力研究》 (A Study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运用美军在"一战"中智力测试的数据证明:东欧、南欧的移民智力水平比较低,所以美国主要应该吸收北欧的移民。而H.H. Goddard的研究则更离谱儿。他得出的结论是:犹太人和其他移民智能较低!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犹太人的教育和学术成就都是美国白人中最高的。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Young Walter Lippmann) 在1922~1923年间和奠定了Stanford-Binet IQ体系的Lewis Terman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上展开了激烈辩论。李普曼强调,人类的才能太多元了,根本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测试来衡量。智商测试中的心理计量法,总是强调某种能力而忽视另外一些能力,最后只能得出有偏见的结论。当然,后来希特勒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日本人在种族竞争中用活人做的种种优生学的试验,都直接间接地使智商理论蒙羞。
然而,这一切都未能阻挡智商研究和测试的发展。特别是"二战"的爆发,更是刺激了各种智商测试的发展,并把这些测试用于筛选军事人员。比如,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卷入太平洋战场,却对日本、中国没有基本的了解。于是,军方通过一些简单的智商测试,选择了一批毫无东方语言训练的语言天才。这些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日文和中文,为美军提供了关键性服务,并在战后成为美国的东亚研究的奠基人。不过到了60年代,智商研究又一次被大规模地政治化。此时新政民主党人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正如日中天;林登・约翰逊总统推行"伟大社会"的计划,"向贫困宣战";民权运动此起彼伏,种族平等、男女平等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美国的意识深层,正发生一场以平等为核心的观念和文化革命,使智商理论再次陷入重围。
自30年代以来,心理计量学家们就一直在讨论基因和环境对智商的影响。基因派基本还是主流。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说遗传基因决定智商已经变得"政治不正确"了。如果再说人的社会地位(比如贫富)为智商所导致,那简直就是为各种歧视寻求理论根据、纯属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而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的"行为学说",则成为时代的主流。这派理论强调:人类的潜能有极大的可塑性、受环境的支配。社会的缺陷(比如冷漠无情的资本主义、无能的政府等等)要直接为个人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负责。而这些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正确的公共政策(比如财富的重新分配、良好的教育体系、充分的医疗和住房保障、种族平权和男女平等的立法等等)来矫正。这些观点当然也都是推动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的大政府意识形态。
然而,这一"伟大社会"的工程并不成功。其中"向贫困宣战"基本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智商派理论再次浮现于公共话语之中。1969年,伯克利的教育心理学家Arthur Jensen在《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上发表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在被问及为什么"向贫困宣战"会如此失败时,Jensen回答:"向贫困宣战"主要试图帮助贫困的年轻人口。可惜这些人口(其中黑人占大多数)的智商比较低,不可能在学校有良好表现。而因为发明晶体管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William Shockely更是火上浇油。他提议那些低智商的人应该绝育,并给天才建立精子库。1971年,哈佛心理学家Richard Herrnstein也在《亚特兰大月刊》 (Atlantic Monthly) 上打破禁忌,声称人的社会地位主要依靠经济上的成功,而经济成功又部分地为智商所决定。由于智商基因是遗传的,社会的不平等也多少和人们的遗传基因有关。
这一系列对公众舆论的藐视,在自由派处于主流的时代自然引起了激烈的反响。197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禁止雇主用智商测验来雇用职员,并指出标准化考试虽然没有歧视性的内容,但其设计本身实际上就是歧视少数族裔。一年后,美国教育协会呼吁全国的学校停止进行标准化的智能测验,并声称由于这些测验在语言上和文化上的歧视,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在没有完成小学教育前就在精神上被束缚和摧残。在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地区,一些公立学校纷纷响应,停止了标准化考试。甚至一些大学也宣布在录取中不要求申请人参加学术能力测验(SAT: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这一运动在1978年达到高潮。当时美国的公立学校一直为弱智儿童设立特别班级,并运用智商测验确定什么孩子是弱智、需要特别帮助。旧金山地区的联邦法院则裁决:如果这样的测验导致了进这种弱智班级的黑人比例明显超过了黑人在当地总人口中的比例,使用这种测验就是违宪的。1981年,哈佛心理学家Stephen Jay Gould出版了《人的错误测量》(The Mismeasure of Man),检讨智商测试的历史,并宣布这种测试不管是多么复杂,所记录的不过是一些社会偏见。一时成为畅销书,并获得国家图书批评圈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反智商论的自由派不论是在文化上、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不过,智商论者们在学术上不仅没有被打败,反而很受尊重。如Arthur Jensen、Richard Herrnstein等等,在象牙塔里还是不断有著述,享有很高的声誉。后来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标准化测验还是个客观的测验,不存在歧视少数族裔的问题。相反,采用标准化测验录用员工,往往提高了少数族裔的机会。应该说,智商和心理测量作为一个学科,在起步时如同大部分新兴学科一样,都出现过种种误差,并且这些误差通过被政治化而放大。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这一学科越来越成熟。心理学家只要不把这些专业研究和社会政策联系起来,也就不会触犯自由派的政治主流,基本上还有安生日子可过。但是,80年代以后,保守主义渐渐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自由派那种连考试也不要的激进政策,引起公众的反感。智商学者们也不断挑战自由派的主流思想,不仅在学术上,也在社会政策上做翻案文章。
在这一背景下,前述的哈佛心理学家Richard Herrnstein和保守主义思想库美国企业基金会的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连手在1994年出版了爆炸性的智商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与阶级结构》(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此书受注意的最大原因之一,还是在于它捅了种族的"政治正确"的马蜂窝,指出东亚裔的智商比白人略微高些,白人的智商则明显高于黑人。这三个种族特别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经济地位,基本上也是他们智商水平的反映。这当然引起不少带有暴力色彩的抗议。不过,在社会政策层面,此书不管有多少缺憾,其结论还是有相当的进步主义因素:20世纪由于美国社会日趋平等,在决定个人成功的因素中,家庭、社会地位和财富作用越来越小,智商的作用越来越大。作者鼓吹的实际上是一个经典的英才主义哲学:个人成就要靠本事,而不是靠金钱、阶级、宗教、种族等等。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知识经济的压力下,美国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唯才是举"的机制。社会政策要顺应这种自由市场的现实,让智商高的人接受最好的教育。而硬着头皮让智商低的人读大学,则等于浪费教育资源。我的"智本主义社会"的概念,也是由此演绎而来。
优生学和智商理论在西方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命运,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化论被自由派视为毋庸置疑的科学。如今美国基督教保守主义反对进化论,被自由派视为是原教旨主义的愚昧。但是,在反省历史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进化论一旦被视为不可质疑的科学,被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就会产生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危险。比如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末的崛起,对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对两次世界大战、对20世纪骇人听闻的种族歧视、种族清洗,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方面,反达尔文主义的基督教价值,对达尔文主义的滥用则起到了健康的制约作用。如上所述,优生学和智商理论在起源上,都和达尔文主义有着深刻的联系。但是,自由派在把进化论视为不可置疑科学的同时,对优生学和智商理论却充满了排斥。
当然,这种态度和进化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形式被滥用的沉痛历史经验有关,显示了离开价值观念而用"科学"原则指导社会政策的危险。不过,优生学和智商理论的目标就是应用于社会,而非仅仅解释世界。尽管人类在滥用优生学和智商理论方面吃了许多苦头,但把这两个学科排斥在社会政策之外是不现实的。早在古希腊时代,斯巴达人就本能地运用了优生学的原则,把所有婴儿都暴露于荒郊野外,让自然淘汰弱者,把最强的孩子留下来。这是早期人类社区的生存本能。现代社会的医疗进步,使那些本来会被自然淘汰的弱者(如心脏病患者、糖尿病患者等等)都生存下来。这些人的基因也得以保留甚至繁衍。这是否会弱化人类整体的基因呢?另外,目前在绝大多数现代社会,高收入阶层的生育率比低收入阶层低,平均智商却比后者高。如果一个社会内高智商阶层的生育率长期低于低智商阶层,那么整个社会的智商水平就会下降。根据英国教育心理学家Sir Cyril Burt的估计,英格兰人口的智商,每一代人下降1.5~2分。如果这样下去,几十代人之后这个民族就会变成弱智。为什么每个文明都会由盛而衰?优生学多少为我们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
用冷血的语言来说,现代社会一旦保证了底层弱者的生存权利,就可能使全社会的基因质量下降。不过,扭转这一趋势的可能并非没有。比如,如今美国出现了富裕家庭中拿了高学位的妇女放弃工作、回家生儿育女、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孩子的教育的潮流。这不仅使这种阶层生育率大增(不少家庭达三五个孩子的程度),而且也使下一代有了更好的家教。几十年前诺贝尔奖得主William Shockely提出建立天才精子库时,举世讨伐。如今在美国则可以看到许多广告,要求常青藤的学生捐献或出卖精子。另一条提高人口智商的道路则是移民。移民对人口素质是一种自然筛选。那些能够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立足的人,往往能力比较强、所携带的基因也比较优异。特别是来美国的中国、印度移民,往往学历很高,经过了一系列类似智商测验的考试才筛选出来。他们自然给智商下降的本土人口带来了宝贵的新鲜血液。总之,优生、智商不管是多么"政治不正确",大多数人即使嘴上反对,心里还是暗暗相信的。
智商的概念:遗传决定论还是环境决定论
我常爱用这么一种漫画的方式来表述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不同。比如,你如果陷入贫困而不能自拔,自由派就会说:这全是社会不公平所致,富人垄断了太多的资源。我们必须改造这种制度,你才会获得机会。保守主义则会说:在我们这么一个充满了机会的伟大国家,你怎么会沦落成这样?你是否缺乏成功的必要品德?比如,你是否是个酒鬼、花钱没有节制、工作不努力,或者和人家乱睡觉?你要是没有负责的"文化行为",你当然要受穷。怎么能让政府把那些克勤克俭的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拿来养你?
判断个人成败是由内在素质和努力决定的,还是由外在环境、社会决定的,很难摆脱这种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之争。我则是一个"外在的自由派""内在的保守派"。所谓"外在的自由派",就是说我承认社会仍有许多不公平,承认这些不公平是阻碍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外在制约,并要求加以改正。所谓"内在的保守派",则是我回到家里教育自己的女儿时不会强调这些外在不公平对她的制约,而是要不停地告诉她:你一生的成败掌握在自己手中,你必须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不努力,以后输了不要怪社会对你不公。根据我的观察,黑人在美国社会不成功,一大原因就是他们内外都是自由派,都强调社会不公平使自己无法翻身、社会欠了自己还不完的债务,进而逐渐放弃了个人的责任。亚裔的成功,则在于他们教育子弟时运用了保守主义哲学,告诉孩子:你已经拥有了最好的机会、最佳的外在条件,以后的一切就要看你的内在素质和努力了。如果从教育的立场看,我就是这样的保守派,比较认同智商理论中的素质决定论。
不过,同样从教育的立场出发,我和绝对的智商主义又有分歧。这派理论过分强调智商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环境起不了什么作用。如果认同这样的学说,教育则变得没有意义了。好在智商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修正观点。比如《钟曲线》出版后,就引来许多心理学方面的批评。有人指出,智商受外在因素(特别是家庭环境和教育的影响)非常大。其实《钟曲线》本身,也承认后天教育的关键作用。因此,我最终达成了一个折中的观点:智商有硬的一面,也有软的一面。比如,莫扎特生下来就是莫扎特。你如果不是,后天怎么教育也成不了莫扎特。但是,如果你生下来就是莫扎特,却一辈子没有机会摸一下琴、没有机会听音乐,你最终还是成不了莫扎特。另外,你如果不是莫扎特,但也许可能是托尔斯泰,或者爱因斯坦。即使不得已求其次,你还可以是个优秀的企业总裁、大学教授、律师等等。"天生我才必有用",关键是要发现自己的才能,并在最好的环境中培养这种才能。环境对人的塑造力,实际上频频被低估。
这一点,在优生学的研究上有着实实在在的经验证明。优生学的创始人Galton有一句名言:"自然的力量远大于养育的力量。"一系列实验研究表明:基因最接近的一对个体莫过于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之间的一致性(concordance)超过了双卵双胞胎。比如,一项研究显示:在同卵双胞胎中,一个有智障,另一个也有智障的可能性就是88%;但在双卵双胞胎中,这种可能性仅占7%。原因是前者的遗传基因更接近。这似乎证明了Galton的话。但是,虽然一起养育的同卵双胞胎的智商的相关性(correlation)达到0.881,几乎可以和体重的相关性(0.917)相比,但是,不在一起养育的同卵双胞胎的智商相关性则不会比在一起养育的双卵双胞胎的更高。这说明接近的环境对智商的塑造力,几乎和接近的基因一样高。在20对不在一起养育的同卵双胞胎中,有10对智商没有明显差异,6对有7~12分的差异(人口平均智商分数为100),4对有15~24分的差异。如果把人的智商分成白痴、智障、弱智、迟钝、中等、聪明、超常、天才这8个等级的话,这些同卵双胞胎中差异最高的1对,实际上已经跨越了这8个等级中的一个等级。出现最大差异的1对双胞胎,接受不同教育的时间长达13年之久。至于其他同卵双胞胎,如果教育和文化条件没有明显不同,彼此之间的智商也无明显差别。不过,也有1对同卵双胞胎,分开养育达10年之久,外加4年不同的音乐教育,但智商仅相差12分。也许这是因为这对双胞胎所受的教育虽然不同,但质量和有效性比较接近。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智商基因的重要性:同卵双胞胎作为基因最接近的两个个体,他们或她们如果在同样的环境中长大,智商就会相当接近。但是,不同的后天教育过程,则可能造成智商明显的不同。这就很难否定后天教育的重要性了。《钟曲线》基本坚持的是自Charles Spearman以来的古典智商学说,即把智商定义为一种基本的智能g。这个g具体地说就是认知能力 (cognitive ability),其意思最接近于我们日常用语中的"聪明"。比如理解问题快、在学校里学习好的学生,都属于"聪明"类型;所以这种智商在各种学术考试中都能表现出来。随着留美热,中国人其实对这类考试已经越来越熟悉。美国的大学入学要考SAT,研究生考试则是GEC,商学院是GMAT等等。再一看这些考试,全大同小异,无非是语文、数学、逻辑(推理)三部分。美国有4000所左右的大学,从本科到研究院的录取大多都要看这类考试的成绩,而且坚持了几十年,维持着高等教育的世界一流水平。可见,人的这种普遍智商还是可以测验出来的。《钟曲线》的作者认为,在这种普遍智商(即认知能力)中,遗传因素占了40%~80%的比重。从上述优生学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也可以推出大致相同的结论:遗传因素在智商形成中的作用大致占一半以上的比例。
不过,《钟曲线》所持的古典智商概念,把智商定义得非常狭窄,比如,音乐能力、运动能力、人际交流能力、感受能力、洞见能力(包括直觉和判断力)、创造力,都不在这种严格的认知能力之内。换句话说,我们在中小学中见到的那些功课好的学生都是智商高的;而社会活动能力强、能张罗事、人缘好,或者有"歪才"者,都未必能算智商高。这种普遍智商,也许应该叫常规智商。《钟曲线》的作者也承认,虽然在统计学上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常规智商会导致重要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我们见到的那些功课好的学生一般而言日后的成就比其他群体明显要高,但如果用这种智商来预见具体个人的未来,效果则非常有限。另一位哈佛心理学家Howard Gardner则干脆拒绝这种普遍智商g的存在,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多重智商"的理论,把人的才能分为7个面向:语言、音乐、逻辑数学、空间、身体运动、内向和外向人际能力。关于界定智商的这些纷争,目前尚无定论,未来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80多年前专栏作家李普曼对智商理论的批判至今仍有深刻的意义:人的素质太多样、太复杂、太多变、太依赖文化环境。通过让人回答一系列事先设计好的问题,在十几分钟内就确定素质的高低,实在太武断了。人的智能,更像"美"和"正义"这种含有价值取向的概念,而非重量、身高那种可以客观测量的因素。当你有某一种可以测量的素质时,这种素质首先必须被界定。而界定本身,就体现了界定者的偏见。所以,客观地界定美、正义、智能等等,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前述Howard Gardner提出的"多重智商论",多少接受了李普曼的影响,试图反映人的智能的多样性。但这种界定肯定还是太简单。至少,界定者本身没有意识到的因素,并不在这7种能力之内。
对于这些批评的合理性,《钟曲线》并非不承认。"认识自己"是人类千古之难题,没有人有答案。不过,《钟曲线》在这方面的态度,更像是巴菲特炒股票的实用原则。巴菲特曾经说:"市上有那么多股票,我大多数都不懂、不知道这些股票的潜力。不过这没有关系。我毕竟有几个懂的,我只把这几个自己理解的股票做好就可以了。"《钟曲线》的作者当然也知道自己远没有穷尽对人类智能的理解。但是,他们同时看到,在人类繁多的能力中,毕竟有他们理解的"股票",那就是被他们严格地甚至狭隘地界定的智商,或者说是最有市场价值的智商。而且,他们非常理解这种"股票"升值的潜力。他们有统计学的数据证明:具有他们所界定的高智商的人,日后成功的比例明显高于别的群体。当你看到巴菲特靠经营有限的、自己理解的股票获得成功时,你当然也相信自己所理解的普通智商g也一样会在人生中带来效益。
可见,即使是基因决定论者,也把遗传基因所能决定的范围确定在他们自己能够量化测试的智商内。而在这个小范围内的智商形成,基因占40%~80%的因素。《钟曲线》一方面大谈基因决定论,一方面用大量篇幅论证家庭和教育对智商的影响,说明了即使是先天的智商也有开发的必要。我们不妨打个比方。你的体形一大半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严格控制饮食、每天锻炼身体,可以大幅度减轻体重,甚至有"换了一个人"的效果。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除了这些可以量化的智商(即认知能力)外,还有大量其他素质,包括我们尚未意识到的素质。"发现自己"对人类来说是个永恒的挑战。好的家长,在于能够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才能,并有效地发展这些才能。
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J. Heckman对《钟曲线》的批评对我们讨论早期教育问题特别有启发:第一,《钟曲线》在测量基因和外在环境对智商的影响时有重大的技术失误。比如,《钟曲线》所谓的家庭环境,主要是由父母的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和某一年的收入所构成。在计量了这些因素后,《钟曲线》得出的结论说社会经济因素对智商没有重要的影响。但是,James J. Heckman指出,一个孩子的成长期有十几年。其中一年的父母经济收入并不能说明这十几年的社会经济背景(以我们个人的经验,从孩子出生到她上大学,我们夫妇的收入也许会前后差十几倍)。说外在因素不重要,恐怕是因为没有精确地计量这些外在因素。事实上,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对孩子的智商有巨大的影响。所谓基因在智商中占40%~80%的因素,恐怕夸大了基因的作用。第二,《钟曲线》的智商决定论,所依据的是17岁时的有关测验。这种测验,确实对受试者的未来有非常强的预测力,似乎证明了智商对人的事业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恐怕更说明的是:到了17岁时,一个人的智商、素质已经基本定型了。这时再对他追加教育投资、试图改变他,已经太晚,效益会很低。但是,早期的教育则对孩子影响甚大。孩子越小,教育投资的回报可能越大。James J. Heckman特别强调14岁以前的教育的重要。这一阶段的智商形成,《钟曲线》没有考虑。而这也许是外在环境(特别是父母教育)对智商影响最大的时期。
这也是我在本书中要说的话:到18岁时再上常青藤,怕是太晚了。真要把孩子塑造成常青藤的材料,就必须一岁就上常青藤。钱再也挡不住你的孩子上常青藤
4.6万美元!这是9个月哈佛教育的标价(包括学费、住宿费和其他杂费)。美国的常青藤盟校和其他精英私立大学,基本也都是这个价码。美国中等家庭收入将近5万美元,平均家庭收入在五万五左右。即使你跻身于美国最富的十分之一的家庭、年收入达10万美元以上,每年拿到的薪水扣掉税所剩也就七八万左右,谁能再拿得出四万六送孩子上大学呢?作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送孩子进常青藤更是想也别想!
然而,你千万不要被这笔钱给吓住。四万六仅仅是标价,并不是现实。哈佛早在2004年就宣布免去所有家庭年收入在4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教育费用。收入超出这一标准,学校则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逐渐增高相应家庭所缴纳的教育费用,以保证无论贫富上哈佛都是力所能及。不久,哈佛的"免费的标准"又从4万提高到了6万。2007年12月10日,哈佛大学在奖学金上做出更大的动作:那些年收入在12到18万美元的家庭,将只需用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支付哈佛的教育费用,剩下的全由哈佛或其他方面的奖学金埋单。也就是说,如果你家庭收入12万,孩子上哈佛就只需要支付一万二;家庭收入18万的,只需要支付一万八。要知道,哈佛2007~2008学年的学费是3 1万多,另有将近一万食宿费用,约4000杂费。支付一万二的家庭,实际上不仅不缴学费,还享受着两千左右的补贴。支付一万八的家庭,也不过是缴4000多块的学费而已。无怪哈佛人士夸口:这样一来,上哈佛的实际费用,和上一所州立大学的费用基本相等。
这还远不是故事的终结。仅一个多月后,即2008年1 月14日,哈佛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耶鲁就提出了更优惠的计划: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家庭,孩子上了耶鲁费用全免;那些年收入在20万以下的家庭,则只需用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支付耶鲁的费用。为此,耶鲁把奖学金的预算一举提高了43%,达到8000万美元之巨。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估计,一流大学的这种奖学金大战,未来只会有增无减;哈佛的榜样,会被各名校效仿。比如像普林斯顿,如果把其拥有的财富平均到每个学生头上,就比哈佛耶鲁还富,绝不会看着自己的竞争对手大奖学生而按兵不动。所以美国最好的本科生学院威廉斯的一位前校董预计:用不了多久,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孩子若进了常青藤或其他一流大学,就可能完全免费!
这一行内人的预言,自然不是想入非非,而有着坚实的财政依据。私立大学的财政基础是其捐助基金。哈佛的捐助资金有349亿美元;2006年的这笔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达到23%,也就是70亿美元左右。哈佛一年从学生那里收取的各种费用累计为15亿。如果按这个数据算,把哈佛全变成免费、彻底放弃这15亿,哈佛的捐助基金一年还照样涨50多亿!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美国的大学学费以两位数的比率上涨,拿不到奖学金的中高产家庭负担过重,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捐助基金越攒越多,不舍得花就容易激起民愤。2007年9月,共和党参议员Chuck Grassley在国会山主持听证会,讨论是否应该强迫大学每年花掉更高比例的捐助基金的问题。根据现有的法律,私人基金会必须每年花掉其基金的5%才可以享受非赢利组织的免税待遇;大学则不受此限,乃至一般名校平均每年仅花掉其捐助基金的4%左右,其中2006年哈佛花掉了其捐助基金的4.3%。对于350亿的捐助基金来说,这4.3%和5%的差距,有2 45亿美元之巨。而哈佛的这次新政策,也不过多破费学校2200万,还不到2 45亿的零头。怪不得有分析家说,哈佛此次行善,是钱实在多得没有地方花了,希望以不到十分之一的成本,说服国会不要给自己强加上必须花掉5%的捐助基金的这一2 45亿美元的负担。
其他常青藤盟校和一些捐助基金雄厚的一流大学(总计大约有30所学校左右),和哈佛的境况有程度的区别,却无本质的不同:其每年的运营经费不足其捐助基金的5%,而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又持续以两位数的比例增长(比如在2007年6月截止的年度,美国高校的捐助资金回报率为19.9%,哈佛为23%,耶鲁则高达28%),未来实行免费教育绝非天方夜谭。但是,二三流大学,包括一些质量和声誉都相当好的学校,则叫苦不迭。比如,离哈佛咫尺之近的波士顿大学,一个学生一年的费用是4 8万美元,比哈佛的标价还贵,却给不起哈佛式的奖学金;学生除了靠家长外就是贷款,毕业时平均欠债2 4万美元。甚至哈佛著名的邻居、有一百亿美元捐助基金的MIT,虽然拿得出大量资金支付奖学金,但还是有一半学生需要贷款,他们4年总计的平均债务为1 5万美元。看目前的趋势,MIT有本钱跟着哈佛走,但波士顿大学虽然是一个知名的私立大学,却没有这样的本钱。至于等而下之的私立学校和普通的州立大学就更惨了。一般的私立大学捐助基金微不足道,必须要靠学费来维持。州立大学则要仰仗州政府拨款;而州政府财政一吃紧,就砍教育拨款。结果,这些学校不得不开源节流:一方面提高学费,弥补财政漏洞;一方面雇用临时教师,减少费用,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这样的竞争结果,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学生质量。过去,虽然常青藤吸收了最好的学生,但还是有相当一批学生有上常青藤的素质却因为经济上的考虑跑到普通学校读书。毕竟州立学校的价格是常青藤的一半还不到。以我教书的萨福克大学(私立)为例,有位教授当年高中毕业时被耶鲁录取,因为家里没钱,只好上了马萨诸塞大学这么一个普通州立学校。我的一个学生,几年前被斯坦福录取,家里没有钱,我们学校给他全奖,他就决定到我们学校就读。如今哈佛在一流大学里掀起的这场奖学金改革巨浪,则将把上这些昂贵的私立院校的实际费用,降得比一般州立大学的费用还低。这样,像前述我的同事和学生那样的人,如果明年入学,就可以直接到名校享受免费的精英教育,再没有必要屈就于小学校了。而如果你出身于百万富翁的家庭,功课达不到上常青藤的标准,那么花更多的钱能挤进像波士顿这种二流大学就不错了。这样一来,在生源的分布上,就形成了更严格的"赢者通吃"的局面。
可见,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正在出现两极分化,而且这种两极分化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表现出来:最好的大学免费,次好的大学便宜,末流大学昂贵。我曾打比方说,这就好像开豪华的悍马免费,普通的日本车便宜,土造的小排放车则贵得买不起。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
然而,这却是个非常有道理的道理。其背后的逻辑,其实在Richard J. Herrnstein和Charles Murray十几年前出版的爆炸性名著《钟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中就有过系统论述。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一个人的能力由其智商基因和环境所决定。当美国式的民主把个人环境变得越来越平等后,基因就对一个人的能力起了越来越大的决定作用。当社会绝对平等后,由智商基因所塑造的能力就几乎主宰了人的命运。美国大学的演进,正是追循着这一无情的原则。
这样的论断,当然过分绝对,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实。美国从来没有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的环境;智商基因也远不是决定能力的唯一内在素质。但是,作为一个分析现实的理论框架,这一论断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洞见。毕竟,美国社会给人提供的教育环境越来越平等。现在和未来教育环境的差别也不可能随着贫富差别的扩大而无限扩大。比如,一个优秀的贫民子弟,在没有学上的年代固然很难和一个平庸的富家子弟竞争;但是,一旦他拥有了基本的受教育条件,那个富家子弟不管请多少家庭教师、上多好的贵族学校,也很难弥补自己在智商方面的弱势。应该说,一旦社会给所有成员提供了基本的教育条件,由基因所塑造的智商,就给个人在竞争中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
《钟曲线》的出发点,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人口的智商结构分布大致是固定的。100分是人口的平均智商水平,超过的属于高智商,低于的则属于低智商。中等智商的人在人口比例中最大。如果把智商从高到低制成一个横坐标轴,并以100作为中点,再把人口数字由低而高做成纵坐标轴,那么从横坐标的中点往两头推,随着智商的提高或降低,具有相应智商的人口就逐渐缩小。用坐标图表来表示,就呈现出一个中间高、两头低的"钟曲线"。
照这个道理推论,当高等教育不普及、人口中只有非常少数的人能进大学时, 大学生自然是人口中具有顶尖智商水平的群体。一旦高等教育普及、几乎谁想进大学都可以进时,智商中等甚至偏低的人都成了大学生,大学也就不那么精英了。以中国近30年的历史看,我在1979年参加高考时,北京的大学录取率是二十七分之一;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时,录取率则肯定更低。如今全国的大学录取率,则达到56%上下。也就是说,智商处于平均水平上下的大致也可以进大学。这也难怪,20多年前虽然大学刚刚恢复、学术条件极差,但那时候的大学生素质要高得多,成才率也高得多。如今的大学生生活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教育资源之充足早已超出前一代的想象,但素质却比较差。比如,现在虽然有许多大学生失业、有许多"海龟"变"海带",但跨国公司在中国高悬着几十万年薪,却很难找到能够胜任中高层职位的白领。这两代人的差距,绝不能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质量来解释。要知道,在30前的大学里,连一本五六十年代翻译的苏联的社会科学著作都被奉为至宝,甚至无法从图书馆里借出来。相比之下,现在的大学生条件优越得多。所以,这两代最根本的差距,恐怕还在于他们的智商水平:一是二十几里挑一,一是人口的平均线。这种解释,也很合乎美国的"智商决定论者"的论断。他们中有人曾经大放厥词:哈佛的教育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哈佛怎么选学生。你把哈佛选出来的学生送到一个野鸡大学读4年,日后主宰美国的照样还是这些人!
不过,同样坚持"智商决定论"的《钟曲线》,对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分析:从1900~1990年间,美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增加了5倍,高等教育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化进程。然而,如果以智商来界定的话,大学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变得越来越大众化、不是高智商群体越来越被稀释,而是高智商群体更集中、学生更精英,其中常青藤的精英化尤为严重。数据分析表明:在1900年,只有2%左右的23岁的青年有大学文凭。即使这些人的智商都达到115以上(这几乎肯定不可能,因为许多人上大学仅仅是因为家里有钱),当时的社会中每8位拥有这种智商的青年,仅有一位进了大学。这种局面维持20年左右,然后大学迅速朝着把高智商群体一网打尽的方向发展:在智商最高的四分之一适龄青年中,1925 年有七分之一进了大学;1950年,则有七分之二,比例翻了一倍;到了60年代,则变为七分之四,再翻一倍。这种高智商人口向大学汇集的速度,明显超过了大学生人数增长的速度,造成了大学不断精英化的趋向。
在一流大学中,这一趋势则更厉害。不妨以哈佛为例。在1952年,哈佛从3个申请人中录取两个。如果你爸爸是哈佛出身,那么你申请就有90%被录取机会,是名副其实的"十拿九稳"。那年哈佛新生SAT(相当于美国的"高考",即学术能力测验)语文部分的中等成绩是583分。这种成绩若放在今天连申请个二流大学都无保证。但是,仅8年后,即1960年,哈佛的录取比例从三分之二降到了不及三分之一;新生SAT的语文成绩为678分,数学为695分,都比1952年增加了将近100分,两者相加到达了1373分(SAT的难度长年稳定,可以做跨越几十年的比较)。但这种成绩拿到今天则别想进哈佛。现在哈佛的录取比例仅为9%,新生SAT的语文数学两门成绩相加,大部分在1400~1580的范围内。甚至SAT考了满分(即1600)而进不了哈佛等名校的,也比比皆是。总之,不论是进一般的大学还是进名校,所要求的智商都比"二战"前高多了。
而名校和一般院校学生的智商分布,则反映出名校精英化所造成的高等教育的分化。在"二战"前,美国人形容常青藤盟校学生的常用语之一竟是"富而蠢","聪明"并非常青藤的"品牌"。在那里,高智商的秀异之士仅仅是极少数,大部分学生属于平庸无能之辈。一个南部农庄里的女孩子,即使是智商达到了145,即千里挑一的水平,也很难上大学,更不用说哈佛了。《钟曲线》根据20年代和60年代一些珍贵的SAT成绩资料,并通过SAT和智商的换算公式,得出了意味深长的结论:在1926年的常青藤盟校和7所顶尖的女校,学生的中等智商为117,在全美青年88%的智商水平之上,仅略高于常规认为的适宜接受大学教育的智商水平(115)。而在1928年宾夕法尼亚的10所大学中,新生的平均智商水平则在75%~90%人口的智商水平之上,和常青藤等一流大学几乎没有区别。到了1964年,宾夕法尼亚这10所大学的新生更聪明了,平均智商水平在89%人口的智商水平以上;但同样的那些一流大学,新生的智商水平跃进更大,达到了99%人口的智商水平之上。一流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的差距加大了。可惜的是,《钟曲线》由于出版年代所限,并没有统计分析21世纪的数据。事实上,如今竞争进常青藤,要比60年代困难得多。比如前述哈佛的例子表明,1960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申请者可以被录取,如今录取率则跌到十分之一不到,并且还在下跌。难怪许多60年代的常青藤毕业生感叹:他们的孩子即使比他们当年优异,也读不了自己所读过的学校了。
这种高等教育随着普及化而精英化的原因有多种。首先,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几乎是少数白人精英的私人俱乐部,在学的绝大多数是所谓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子弟。这些人进大学并不经过严格的竞争,而是靠着家庭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哈佛不仅被这些WASP子弟所垄断,而且学生大多来自波士顿附近的几个贵族学校。严格地说,哈佛在"二战"前相当于一所地方学校。如今,哈佛不仅是全美名校,也是世界的大学,甚至把招生的大网撒到中国来,并有大量的奖学金,海纳各阶层人士。一个中国的穷孩子,只要智商高,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就可以和波士顿一位百万富翁的孩子竞争进哈佛。一个能够网罗全球各阶层的人才的大学,当然比仅靠波士顿四周地方贤达子弟中人才资源的大学更能创造精英教育了。第二,美国的经济发展,使大量人口成为中产阶级,有了上学的机会。高中毕业率,即拿到高中文凭的人占适龄人口的比率,在1900年仅为6%,到了"二战"开始时达到50%,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则攀上70%的台阶。智商在115的年轻人,在一个世纪前大部分甚至还没有机会读高中,现在则基本全进了大学。一句话,大学生人数增加得固然很快,高中毕业生的增长速度更快,上大学越来越有竞争性。第三,"二战"后美国给贫困学生的奖学金越来越多。各大学也都不惜工本,甚至雇佣中介公司招募弱势阶层的孩子,进一步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富家子弟不可能再躲避和多种社会阶层的直接竞争了。第四,一流大学在所有这些潮流之上,还另有一个优势。上个世纪,美国的人口不停地翻番,高中毕业率也不停翻番,申请上大学的人数增长了几十倍,大学数量也跟着增长。但是,一流大学的数量和学生人数则没有明显的增长,所以哈佛选材在50年间从三里挑二到了十里挑一。
不过,这些发展并非没有曲折。战后的基本趋势,是高等教育的费用提高。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哈佛一年的教育费用,1950年仅为8800美元,1960年则涨到12200美元,如今的四万六如果换算成1990年的美元价值,则也达到3万美元左右,是1950年的3倍多。在50年代,一个境况不错美国家庭如果按标价送孩子进哈佛,节衣缩食地拿出20%左右的收入还是有可能的,如今按这个比例则需要家庭收入达到23万美元左右,这让95% 以上的家庭感到鞭长莫及。奖学金的增加,固然使大量贫困学生得以接受一流的高等教育,但是家庭年收入在10万美元出头的中产阶级,上好大学的机会不是扩大而是缩小。这一阶层虽然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但人才储备量却非常大。比如,一个家庭的父母如果是两位大学教授、两位中学教师、两位公务员,或者两位工人,家庭收入都可能超过10万美元。如果父母都有大学文凭,而且都工作,这样的家庭收入大多也超过10万。这些家庭的经济成功,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父母智商高、教育好所决定的。他们的遗传基因、家庭教育环境,决定了他们的子弟成才率比弱势阶层要高得多。但是,这些家庭面对常青藤的标价,有许多甚至不会去费心申请。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我那位年轻时代被耶鲁录取却因为经济原因读了州立学校的同事,她父亲就是位颇为成功的大学教授。
应该说,在哈佛掀起的这些奖学金改革巨浪之前,美国大学近几十年的精力大部分还花在照顾弱势阶层上面。这一努力,到2001年普林斯顿宣布用奖学金代替贷款的改革而登峰造极,使那些需要借贷上学的学生能够直接得到奖学金,毕业后不必负债。随后,一流大学之间展开的奖学金大战,针对的主要还是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而年收入12万到18万的家庭,基本得不到奖学金,一年拿出将近一半的税后收入供孩子上学又有相当的困难,这在客观上排斥了智商最高、人才最富的一个阶层。不过,因为美国的人口不停增加,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的富裕阶层人数也不停地上涨,一流大学还是奇货可居,竞争性越来越强。但是,如今中高产阶级对高等教育的费用怨声载道,而未来美国因为人口的变动,高中毕业生数目将开始下降、申请大学的人数可能停滞甚至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良好的声誉和竞争力,就必须抢占中高产阶层的人才资源了。
哈佛的改革以及这一改革刚刚引起的一流大学的奖学金竞争,扭转了战后牺牲中高产阶层的教育政策,清除了中高产子弟接受一流高等教育的最后的经济障碍。这将带来两大后果:第一,优秀学生将全部挤入一流大学,不必因为经济的考虑"不得已而求其次",大学之间的层级将按学生的素质分得更加清楚。第二,年收入12~18万的家庭出身的中高产子弟,将和百万富翁阶层以及弱势阶层更激烈地竞争进入一流大学,逼着后两个阶层为自己腾出更多的位置。而社会舆论则更可能给百万富翁阶层施加更大的压力。结果可能导致各名校缩小甚至取消所谓"遗产学生"的名额。"遗产学生"主要是指父母或者祖先是某校的校友,进而在申请时自动受到照顾。这一措施,主要在于各校依靠校友捐款,不得不降低其子弟的入学门槛。如今,哈佛、耶鲁等学校的捐助资金达二三百亿,每年在股市有两位数的增值,校友捐款的作用相对减少,学校也变得冒犯得起这些校友了。最后的可能还是逼着他们的子弟和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
这两大后果,指向的还是一个方向:美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一流的高等教育,将把上个世纪发展出来的趋势演化到极致、构筑一个彻底的英才主义的社会。富人阶层、中高产和劳动阶层,在竞争高等教育的机会时,将更严格地遵循英才路线。高智能的学生不仅会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而且还会接受免费或近乎免费的高等教育。这样,高智能的学生和低智能的学生在教育机会和费用上将进一步两极分化。
这种发展,当然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效率。比如,你的智能水平属于人口中十里挑一的精英,还是属于90%的人都能达到的大多数,对于在工厂流水线上的那种机械、重复性的工作来说并无关紧要。在传统的工业社会,这种简单工作占大多数,对智能的要求并不高。在50年代的美国,许多工人的收入超过教授,许多智商很高的人懒得读大学。所反映的就是社会智能的供给超过了需求的现实。但是,对于设计这种流水线的工程师来说,智能在人口顶尖的10%的水平还是在90%的水平,则有天壤之别。前者可以拥有多种专利,创造巨大的财富;后者则基本不能胜任高级工作。如今美国经济日益白领化、高技术化,流水线工厂被外包出国,社会的智能需求超出了供给。一个智商140的农村姑娘,在一百年前对社会并不会显示出多少价值,最大的可能是在自己的农场里度过平淡、穷困的一生;如今则如同市场中烫手的期货,价位被越炒越高。美国高等教育最近的发展,也是最大限度地优化智能生产的机制。你如果是个SAT考满分的孩子,即使在经济上如同无家可归者一样赤贫,在美国你其实还是个富人:有人会花钱把你请到常青藤去读书,毕业后可以轻松地到华尔街找个高薪的工作。你所要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如同别人期待得那样有所表现,而不是兜里有几个钱吃饭。
但是,在未来由智能主导的知识经济中,这种教育的两极分化,将扩大社会的贫富分化,使智能阶层成为从一起步就享受教育特权的贵族。另外,许多弱势阶层的优异子弟,在上大学前因为没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在这场竞争中将会输给中高产阶层。这不仅埋没了人才,也把贫富分化固定化,引起社会危机。应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属于技术性的,在长时段内有可能好转。比如,美国的许多"贵族"私立学校,如今都拿出大笔奖学金来资助弱势阶层的孩子,这个过程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了。比如《一岁就上常青藤》中所述,我们在穷得丁当响时,就送女儿进了当地最好的一家幼儿园,第二年就拿到奖学金,支付的学费从一千二降到三百多。而不这样做的学校,则越来越不入流。这就给穷人在早期提供了相对平等的起跑线。
头一个问题,则涉及到哲学层面的矛盾,一时很难解决。在一流大学免费、二流大学便宜、三流大学昂贵的格局中,智商越高的人,得到的教育资源越多;智商越低的人,本来需要更多的帮助,但却得到了最少的资源。这背后有着强硬的教育经济的逻辑:智商越高的人潜力越大,你对在这种人身上追加教育投资,回报一般都会很高。而一个智商在平均线水平以下的人,不管你送他进多好的大学、投资多少钱,他还是学不会、也没有兴趣学。对这种人的教育投资,在中小学阶段还是有回报的,但到了大学以上就基本没有回报了。社会当然不情愿做这种无效的投资。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目前我看到两种提案。一是劫富济贫,对哈佛这种富校巨额的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征税,把得到的钱交给缺乏捐助基金的穷学校。还有人提出,那些招不到一流人才,但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二三流人才的知识水平(比如毕业生和新生之间的成绩差别最大)的学校,应该优先获得这笔资金。这样,教育资源就可以相对平均地分配,使三流大学也能从一流大学那里获益。另一个方案,则是鼓励发展两年制的社区学院。《钟曲线》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就曾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并非所有人都具有上四年制大学的智商。那些智商不够的人,在便宜的两年制社区学院中学习具体的木工技术,比在四年制大学里硬着头皮读柏拉图要有效益得多。这样也使教育投资达到最大的效益。在一个有高效益的社会,技术过硬的木工,可以有很好的收入;一个二流的柏拉图专家,则可能一钱不值。不过,究竟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怎么扭转这种资源向智能精英倾斜的趋势,现在还看不清楚。更大的可能是,在人们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以前,这种英才独断的高等教育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了。
其实,高等教育的彻底英才化所带来的大学分化,也未必那么可怕。毕竟这是从资本主义到"智本主义"的一个进步:人比钱更重要。市场运行本身,也许能够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比如,当一流大学捐助基金过于庞大、在股市上的回报丰厚到花不完的地步时,就会加大经营基金的投资家的权力、削弱捐款人的重要性。一些捐款人觉得自己对常青藤无足轻重,可能就会向小一些的学校捐款。特别是一些富家子弟的孩子进不了常青藤而读了二流学校,他们家长的利益自然是资助自己孩子的学校,借扩大学校的声誉来抬高孩子的身价。这样,就可能刺激一些次级常青藤的崛起,并使这些学校逐渐积攒下丰厚的捐助基金,最终也具有向英才提供免费教育的能力。总之,在"智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素质是一分钱一分货。智力的买家会越来越多。你孩子的素质,很快就会在英才主义的大学竞争中获得适当的市场价值。
上大学要多高的智商
如今发达国家迅速白领化,上大学的人在适龄青年中快成了大多数,甚至有大学义务教育化的趋势。比如,在马萨诸塞州,就正在讨论是否提供免费大学教育(主要是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的问题。
大学的普及意味着文化的提高。不过,这种提高,可能降低大学本身的层次:从知识精英的殿堂,变成了大众教育机构。这样的大学还叫大学吗?大学在大众化中能够维持过去那种精英教育的质量吗?更重要的问题是,真是有那么多人都适合或者需要上大学吗?
2007年《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此文的作者不是常人,而是1994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在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
《钟曲线》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其基本论题非常清晰: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智能最优异的进最好的大学,智能低下的则沉入社会下层。过去你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外在因素决定的。如今则是由你自己的智力决定。智商和犯罪率、失业率、福利、儿童教育、贫困等等都有显而易见的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必须认真面对。该书还进一步根据心理学上的研究,得出亚裔的智商比白人略高,黑人的智商则明显偏低的结论,惊世骇俗,被自由派斥为种族主义。乃至作者不论走到哪里讲演,都被抗议者包围,甚至有大动拳脚的场景。
此书的两个作者,一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Richard J. Herrnstein,一是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可惜,主要作者Richard J. Herrnstein在书出版那年就去世了。他是声誉甚高的职业心理学家。许多心理学家对此书提出的学术性挑战,他都无法回应。另一位作者Charles Murray接受的是社会学的训练,最多不过是心理学"票友",不具备和职业心理学家论战的资格,也只能根据Richard J. Herrnstein的基本理论,在智商研究的社会意义上和公众打口水仗。不过,这场口水仗的意义非凡,突显了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基本社会理念。自由派认为:贫困是社会不公正的结果,只要消除了这种不公正,贫困就会基本消失。保守派则认为:社会的不公正固然存在,但贫困和贫困者本身的文化行为也有相当的关系。《钟曲线》则走得更远:贫困本身,也许和智商有关系。比如黑人享受了这么多社会政策上的照顾,其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仍然很低。这大概和他们的智商偏低也有关系。想想不久前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因为说了类似的话被迫道歉的事情,就知道《钟曲线》犯了多大的忌讳。
这次Charles Murray出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大论,还是演绎智商理论的社会意义。当今最流行的思想是,大学教育是缩小贫富分化最有力的工具。给年轻人提供大学教育,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越多的人上大学,社会就越平等、越有希望。Charles Murray则反唇相讥:智商决定了有的人是上大学的料,有的人不是。把不是上大学的料塞进大学,就好像用劣质金属造精密机械,只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Charles Murray要人们面对一个基本事实:有一半孩子的智商是在平均线以下的。这个平均线是100。你低于此线,就属于智商偏低的50%的人口,高于此线,就属于智商偏高的50%的人口。不过,大部分人口的智商,都集中在100这条线的周围。假设一个女孩子的智商是135,那就是人口中百分之一的顶尖聪明人了。她如果英语课的成绩仅仅是C,那就叫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教育者对之悉心调教,她的学业会有惊人的长进。坐在她身后的一位男孩,考试得了个D,但他的智商在49%这道线上,略低于50%的平均线。我们可以多教他一些词汇,多给他做一些练习。但是,他不可能再往前走多远。不要指望他会成为个作家或者工程师。如果用股市的原则来分析教育投资,你把钱投在前面那位智商高女孩子身上,效益就可能翻出本金几十倍;如果把钱投在后面那位智商低的男孩身上,就可能连本儿也都要赔进去。
为什么这么说?现有的研究证明:智商主要是由先天的基因所决定的。现在没有人知道怎么能够提高智商。人工的干预和开发,只能短时间内把智商提高七八点。但是,一旦这种干预和开发停止,这些"提高"了的智商很快就会跌回去。2005年,"全美教育进步估价"机构的报告说,有36%的四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准低于该机构的基本水准,说明教育出现了很大问题。Charles Murray则指出,四年级孩子智商低于95的,正好有36%。这主要不是教育问题,而是人的天生条件问题,不必大惊小怪。
在Charles Murray看来,一般智商水准的人,努力学习后能够体面地完成高中学业,再往前走就非常困难。这在自然科学上最明显。平均智商的人到大学学自然科学根本跟不上课。据说当年有位俄罗斯的量子物理学家讲完课,一位学生跑过来抱怨:"教授,我怎么还是搞不懂。"那位量子物理学家不动声色地说:"量子物理学不是谁都能懂的。"我刚来美国时的一位英文老师向我们诉苦:她念大学的女儿数学不过关,跑到数学教授那里问究竟。那教授则说:"有人学得会,有人学不会。"智商低,在数理上一筹莫展。文科则似乎好对付些。比如一个智商为100的学生,上经济学入门也能跟着读书考试;但这大多似懂非懂,只能靠死记硬背蒙混过关,并无法掌握经济学的真髓。在我看来,低智商的人在文科中碰到的问题,是提不起兴趣,不理解也无法感受到一个很"不实际"的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Charles Murray的结论是:一个人读大学,智商低于110就很成问题,而这种智商人口中只有25%才能达到。如果你要在大学表现出色,就得至少要115的智商,也就是人口中15%的顶尖水平。如今美国的现实是,45%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进四年制大学,考虑到高中辍学的因素,大约40%的适龄青年在大学读书。这样,大学生智商的准入水平就降到了104。
以104的智商接受给110甚至115的智商的人准备的高等教育,就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当今许多大学生,甚至也许是大多数大学生,到校园来寻找大学并不提供的东西。你很难想象一个智商略高于平均线的人会对柏拉图产生兴趣。这也难怪,这样的学生们上课没精打采,只会对"实际"的课程感兴趣,比如财会等等。他们的存在,在大学中创造了对实用课程的强大需求;一些抽象的、理论性的课程则无人问津。大学像个学徒的作坊,而不再是坐而论道的地方。
如果你在哈佛、耶鲁教书,当然不会感受到这样的变化。因为到那里读书的学生,都是智力顶尖的。但是,到草根的小学校教书,则不时要碰到低智商带来的问题。比如,我所在的Suffolk大学是个地方的私立学校,现在一年学费2 5万美元,不是个便宜的地方,按说应该保持相当的质量。但是,我第一年教书时,开学第一堂课就面对一个歪戴着帽子、懒洋洋地靠在前排椅子上的学生的提问:"我是学商务的。我就是想赚钱。我为什么要学历史?你能教我赚钱吗?"其实,这样的学生占了班里的绝大多数。我对他们很同情,也挣扎了两三年,试图向他们证明:成功的人,需要一些人文学科的基本训练。到美国各大学一看就明白,越是水平高的学校,学生的兴趣就越抽象、越"没用"。比如,历史就是耶鲁最流行的专业。可是,我讲也白讲。班上几个智商高的学生,会频频提出尖锐复杂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理解中世纪的威尼斯和他们有多大关系。让他们学这些,实在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了。
这并不是说智商低的人不配享受良好的教育。相反,社会有责任给他们提供教育机会,只是必须因材施教。Charles Murray提出,这些智商达不到110或115的学生,应该接受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的教育,不要挤到四年制的大学中来。这些人,通过文字这种过于抽象的媒介来接受知识很慢,但可以通过音响和图像来模仿,可以跟着师傅迅速掌握某些具体的技艺。他们对超出自己直接生活经验的东西很难产生兴趣,但对身边具体的生活经验却很能领悟。比如,木匠、泥瓦匠、管道工、电工、油漆匠等等,在当今的白领社会仍然有大量的需求。一个好的木匠,一年能挣十几万美元。许多所谓低智商的人,在木匠这行比高智商的人也许还灵巧多了。不让他们进技工学校学木匠,赶着他们进四年制大学不知所云地读柏拉图、中世纪史,受这么大罪花这么多钱,最后毕业连个4万的工作也找不到,这岂不是误人子弟?
大学的这种困境,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难局。以基督教和民主制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把平等视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如今男女平等、种族平等都成了政治正确的话语,更不要说阶层平等了。但是,人的智商却从来不是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又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无法对之视而不见。当今高等教育的普及,多少是建立在这种对智商因素无视的基础上的。放眼世界,美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还在全球领先,一大原因就是大学还强调竞争性,在全民性这条道路上走得还不是太远。美国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比欧洲几个国家还略低,而且大部分大学生集中在社区学院等等低端大学中,常青藤等精英大学则一直选择智商极高的学生。在欧洲,高等教育过于大众化,盲目扩大学生人数,乃至一些昔日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因为严重超载、学生平均智商下降而失去了竞争力。中国过去几年的大学"扩招",后果更加恶劣。学院改大学,大专、中专也升级为大学,高等教育盲目在四年制的高端扩张,最后造成了许多低智商的学生进入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工作。
21世纪高等教育普及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良性的普及,要求大学本身分出层级,在高端保持精英教育的品质,在低端扩张社区学院等等大众化的教育机会。人人平等仍然是人类社会的核心理想。但是,只有承认智商上事实上的不平等,才能设计出相应的政策,使每个人都能"天生我材必有用"地贡献于社会。这也许才是更深刻的平等。
智力开发能造就神童吗
莫扎特3岁弹琴,4岁作曲;居里夫人4岁开始阅读;马友友5岁上大提琴的演奏会,8岁则和著名大师伯恩斯坦在音乐会上合作;富兰克林的阅读开始得如此之早,乃至他不记得他不会阅读的年月。许多天才,都是这样的神童。
但是,爱因斯坦小时候,智力发育似乎还不如一般的儿童。在诺贝尔奖获奖人中,也很少有像居里夫人那样早慧的。天才似乎更是大器晚成。
这些天才的故事,让成千上万普通的家长着迷。当他们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哭时,脑子里就在想:我的孩子是不是天才?真正的天才,是从小先声夺人,还是后来居上?当然,对于更多的父母而言,他们面临的问题更为实际:天才顾名思义是上天给的。要自己的孩子成为人口中千分之一的神童,未免也太贪心。孩子的天分我们无法选择;但是,怎样培养孩子却可以选择。守着已经降生、未必是天才的孩子,早期的智力开发是否能够提高孩子的智商?
对此,西方几十年来已经有过许多研究,而且结论非常矛盾。应该说,儿童的智力发育及其开发,至今还是个谜。不管是哪种说法,不管其有多少科学根据,都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我们必须把这些结论放在更大的传统中来分析。大致说来,对于儿童智力开发始终有两大派。一派为后天干预说,即认为儿童的智力需要开发,天才需要特别的护持;另一派则是自然成长说,认为天才的成长最好听其自然,特别去"开发"毫无用处,甚至可能揠苗助长,妨碍了儿童的智力发育。大人应该做的是给孩子的心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使其能够充分发挥潜力。如今,这后一派似乎越来越占上风。
智商测试
首先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到底有没有智商这回事?自古以来,人们凭常识就知道有早慧的孩子。但是,人们对这种孩子却充满了偏见。在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的神童William Sidis11岁进了哈佛,轰动一时。但是,很快他就身心交瘁,后来以在世界各地街道上收集车票度过了郁郁寡欢的一生。他的故事强化了传统社会对神童的看法:"早熟早烂"(early ripe, early rot),成为神童不是件好事。在另一方面,学者把智商看作个人生活的积极因素加以研究。达尔文就把智力的遗传视为人类进化的关键步骤。法国心理学家Alfred Binet则在1905年首先发明的智商测试法,目的是帮助有特别需要的孩子应付学校的课程。1916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Lewis Terman对Binet的智商测试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创造了所谓Stanford-Binet IQ,集中于语言和数量推理以及记忆能力,使测验的分数和学生的课堂表现有密切的相关性。这也是流行至今的现代智商测试的基础。1921年,Terman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全州的范围内挑选、招募神童参与他的"天才基因研究"。他动员了加州中小学教师帮助他挑选人才,最后用他的智商测试锁定了1500名学生。这些少年天才平均年龄11岁,基本都来自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智商在135到200之间,属于人口中1%的最高智商阶层。1925年,Terman用对这些孩子的研究数据试图摧毁所谓神童是"古怪、才能过分专一、心理和感情不稳定、社会行为无法让人接受、道德上不可靠"的成见。他还进一步指出:神童不仅能够度过比一般儿童更加丰满健康的童年,而且会成为更加卓越的成人。不过,他的这一实验还是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些11岁的孩子在35年后被追踪调查,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受了良好的教育,在事业上非常成功,在社会上如鱼得水。虽然这些孩子中的女性绝大多数长大后当了家庭主妇,但这显然是社会环境使她们无法充分发挥潜力。"早熟早烂"的成见显然没有根据。天才还是比平常人要成功。不过,1956年Terman去世时,William Shockley因发明晶体管而获得诺贝尔奖。他在20年代时就是个加州学校里的学童,但没有被Terman挑上。1968年,另一位Terman的"漏网之鱼"Luis Alvarez也因为在量子物理学上的贡献荣获诺贝尔奖。与此相对,尽管Terman挑中的孩子中后来出现了许多科学家、发明家、记者、诗人、电影导演、大学教授(特别是心理学教授),但是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没有伟大的作曲家或伟大的艺术家。人们还注意到,音乐是神童最集中的领域之一。但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旧金山地区按Terman的原则挑选的70名音乐神童中,只有6人成为知名的音乐家,其中包括钢琴家Leon Fleisher、 Ruth Slenczynska、 Hephzibah Menuhin,小提琴家Isaac Stern、 Ruggiero Ricci 和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 。
Terman的Stanford-Binet智商测试和智商理论,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就。他信服地说明在Stanford-Binet的智商测试中成绩好的人,日后事业比较成功。但是,这一测试却基本测不出最顶尖的天才来。于是人们开始对这种测试提出疑义,认为其对智商的定义太狭隘、太过于集中于常规的认知能力上,对天赋的另外一些关键层面,如发散式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创造力、意志力等等,都有所忽视。在一些需要非常具体固定的技能的领域,比如音乐和数学,天才比较容易在早期发现。但是超出了这些领域,成才之路就很难预测。另外,一般的认知能力和创造力未必有紧密的相关性。接受知识和创造知识毕竟是两回事。像创造力这种素质几乎是没有办法衡量的。道理也很简单,大人设计出来的测验不管如何复杂,也可能反映着大人的成见。而这种成见会被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突破。Terman的一位同事Catherine Cox的研究则发现,在Stanford-Binet智商之外的一些重要素质,如锲而不舍的精神、信心等等,往往是成功的更为关键因素。由此,智商渐渐从一个单纯的智力构造演化为社会构造。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一岁就上常青藤》和《华尔街怎样养孩子》这两部分中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会品格的原因。
不过,当Terman的智商理论受到不断挑战之时,冷战的竞争不断加温,苏联卫星上天,美国充满了危机感,社会对神童的兴趣顿时大增。1972年,联邦政府第一次对所谓"高能儿童"(children capable of high performance)进行了官方定义,并促成了"高能儿童"教育的法案。这一定义,把超常的智力具体界定在如下几个方面:"普遍智能、专项学术能力、创造性思维、领袖才能、视觉与表演艺术的能力、精神运动能力(psychomotor ability)"。1969年,Julian Stanley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天才教育研究中心,用美国的"高考"SAT(学术能力测试)来对八年级的孩子进行测验。结果发现,那些在13岁能在测试中获得高分的学生,往往在学业上特别是数学上比高中生有更好的表现。他于是展开了对数学早熟儿童的研究,研究对象是在13岁以前在SAT的数学和语文测验中达到700分的学生(这样的学生一般属于万里挑一),其目标是对这样的学生进行特殊教育。不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针对性地开设了暑期班,学生用一个暑假完成一年的数学课程;随后文学课程也开设了。Stanley和Terman不同的是,他不相信普遍的智商,但相信专项的能力。他认为孩子如果在具体的某一项能力上有超常的表现,就应该对之进行特别教育。他领导的研究每年测试20多万学生。在2004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天才少年中心就发现四百名在SAT的语文和数学两项测试中都超过700分的学生。在Stanley所选拔和训练的最优秀的学生中,日后获得高等学位、成为终身教授、拥有多种专利的人的比例,明显比一般人口要高得多。显然,SAT的测验至少说明,人的许多能力只要界定清楚,还是能够在早期测试出来的。这也是专门为超常儿童设立的"少年班"戴维森学院成立的原因。对此,我在下一章将进行详细的介绍。
智商开发
从Terman到Stanley,对早期智力的研究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他们主要回答了智商的有无问题:超常儿童是存在的,他们经过特别的教育,也确实会比一般人成功,虽然智商在事业成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并不是很确定。不过,这些成果都是建立在先天条件的基础上。他们选拔的孩子,已经在智力上超过同龄人许多,是千里挑一或万里挑一。这些人不经过特别教育,很可能照样出人头地。那么,普通的孩子,是否经过人为干预后可以大幅度提高智商呢?换句话说,智商能否开发呢?这恐怕是一般家长更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实验也是如火如荼。其中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专家就是Glenn Doman。他最初是个身体理疗专家,专门帮助大脑受损伤的孩子恢复功能。后来他把这些经验运用到儿童的智力开发上。他的一系列课程背后的逻辑是,儿童大脑发育的速度到6岁时急剧下降。在此之前的智力开发,将对孩子未来的智力发育有关键性的影响。他声称:"每一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刻,他或她所具有的潜力都比达・芬奇所使用过的全部才智还要多。"换句话说,不是你的孩子不是天才,而是你没有给他或她成为天才的机会。为了在儿童的大脑中解开这一"达・芬奇的密码",他创立的"人类潜力的成就研究所"(Institutes for the Achievement of Human Potential),俗称"更优儿童研究所"(Better Baby Institute),如今已经运营了50年,有着一大群忠实的信徒。
Gwendolyn Anderson就是他的信徒中的一个。她是位哈佛毕业的母亲,自己的父亲也是哈佛出身。她丈夫的兄弟,也是哈佛毕业。这也无怪她对孩子的教育有着非凡的热情。她的女儿Morgan一出生,她就遵从Doman的教导,放弃了襁褓和摇篮,而是环绕着自己的床给孩子在地板上建立了"爬行道",容许孩子半夜醒来后安全地活动、探索。这样就解脱了传统社会中成人给婴儿的第一重束缚。Doman根据对小白鼠的研究分析说:那些在狭窄的、被剥夺自由的环境中成长的小白鼠,大脑都相对较小、发育不足;而那些在兴奋和刺激的良好环境中成长的小白鼠,大脑都比较大,且功能良好。Gwendolyn Anderson显然遵守着这种小白鼠的成长规律来对付刚刚出生的女儿。而当女儿3个月时,她就买了单词卡和数字卡,开始了每天不断的阅读和数学训练。女儿长到6个月,全家跑到宾夕法尼亚,住在旅馆里一周,参加"更优儿童研究所"价值1200美元的培训。女儿长到10个月就开始走路,再过几个月,大人就开始用步程器监测其活动,以求达到18分钟行走半英里(大约800米)的目标。当女儿13个月时,Gwendolyn Anderson推着她去超级市场购物。奇迹出现了。女儿突然指着货架说:"球!"(Ball)Gwendolyn Anderson顺着小手指的方向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盒子上写着个醒目的大字"球"。她喜不自禁,马上把那盒球买来奖励小女。
如今,发明这套神奇的智力开发法的Doman已经88岁。他的女儿,58岁的Janet Doman从1980年开始主持"更优儿童研究所"。父女俩所著的《如何教你的孩子阅读》已经销售了几百万本。Glenn Doman的早期智力开发的哲学,半个世纪来深刻地塑造了美国婴儿教育产业。比如《爱因斯坦式的婴儿》系列读物和DVD,销售额已经达到两亿美元。对许多家长来说,6岁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智能发展线。如果在此以前无所作为,孩子就误了通往高智商的特快列车。
但是,早期智力开发的批评者们,对这一产业提出了严酷的挑战。比如有人批评Glenn Doman对白鼠成长环境和大脑发育关系的解释过于片面和误导,指出第一组大脑发育不足的白鼠的那种狭窄、被剥夺的生存环境,在人类社会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地方。另外,虽然第二组在许多刺激的环境中生长的白鼠大脑发育比第一组在压抑环境中长大的白鼠的大脑发育要好,但Glenn Doman没有提及另外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大脑发育最好的,是第三组在自然环境中成长的白鼠!Glenn Doman的事业已经经营了半个世纪,塑造了大量的孩子。最大的孩子也已经到了盛年。这些经过最权威的早期智力开发的孩子,和一般的孩子有什么不同?长大成人后是否更成功?至今没有任何数据,无从说明早期智力开发的效果。许多父母的态度是:孩子的早期智力发育还没有科学上的权威解释,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多一些智力开发,什么都试试,说不定哪一招就管用了,反正不至于有坏处。但是,最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挑战了这种早期智力开发有益无害的成见。比如,华盛顿大学今年8月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最通行的早期智力开发系列《爱因斯坦式的婴儿》的DVD,对孩子的智力成长有负面作用。在8个月到16个月之间的孩子,每天看一个小时的这种DVD,其掌握词汇的能力就会相应降低17%。
这一结果,印证了上世纪30年代教育学家Carleton Washburne的理论。他比较了在7岁以前不同的时期开始阅读训练的孩子的日后成长,发现6岁是开始阅读训练的最好时间。到了中学时,6岁开始阅读训练的孩子和比他们更早开始阅读训练的孩子的阅读能力没有区别。不过,晚开始阅读训练的孩子比起早开始阅读训练的孩子来,其读书兴趣要更强烈。2003年在《英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对欧洲学童的跨国研究则显示,那些5岁开始接受阅读训练的孩子比7岁开始接受阅读训练的孩子在阅读上碰到的困难要更多。
怎么解释这一看似违反常识的现象?塔夫脱大学教授Maryanne Wolf在其新书《阅读大脑的故事和科学》(Proust and the Squid: 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中做了颇为精彩的解释:真正的阅读需要把大脑不同部位复杂的功能综合起来。这包括视觉、听觉、语言、概念生成等等。这些功能的整合,要依靠所谓的"髓鞘形成"(myelination)。在这一"髓鞘形成"的过程中,大脑中的神经元轴突会卷成胖胖的套状,这样才能有良好的功能。大脑的各个部位要互相有效地协调,各神经元就必须彼此迅速地沟通。要做到这一点,神经元轴突就需要形成许多"髓鞘"。"髓鞘形成"的速度因人而异。不过,关键部位的"髓鞘形成"一般要在5到7岁之间完成。男孩在这方面则偏晚一些。
Maryanne Wolf的理论基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读书识字是从5到7岁之间开始。如果把这个过程强行推前,比如在四五岁之间开始,就等于让孩子执行一些他们的大脑还不具备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可以凭借视觉或者听觉机械地"阅读",其实不过是对声音和图像的死记硬背而已,创造的是一种"阅读"的假象。这种先人一步的优势,日后很快就消失。但是,给孩子留下的心理创伤却未必会消失。你们孩子搞不懂自己在干什么,达不到大人的期待。这样,大人就把孩子摆到了一种还没有开始就失败的境地。实际上,中国教育中从小让孩子认字背诗等等,都是这种揠苗助长的例证,有害无益。Maryanne Wolf还意味深长地强调,在奥地利,孩子7岁以前不识字读书,日本则是极端强调早期智力开发的国度。但是,看看人均诺贝尔奖的指数,奥地利竟比日本高出数倍。
智商是先天的,家长还能做什么
十几年前,《钟曲线:在美国生活中的智力和阶级结构》引来满城风雨的争议。今年初,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在《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3篇文章,讨论智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他强调他们一贯的观点:智商主要决定于先天的基因。一系列研究表明,人为的干预可以在短期内把智商提高七八分(100是平均智商水平,110分则进入了人口中25%的高智力阶层),但是,当人为干预消失后,这些被提高的智商就又基本上降回来。也许人类的智商可以通过智力开发而提高。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知道怎么进行这种智力开发。
我引证的最新研究证明了大部分流行的智力开发是无效甚至有害的。这似乎支持了Charles Murray的观点。其实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
不错,莫扎特、居里夫人、富兰克林都是由神童而成为伟人的。他们三四岁已经具有了许多成人的能力,这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如何能通过人工的智力开发把普通儿童的智力提高到他们的水平或者接近他们的水平?从现在的研究看,这种可能性大概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人类对这种开发的手段也一无所知。不过,"二战"后发达国家人口的智商有了明显的、普遍的提高。虽然这种提高最近已经开始减速,但这至少说明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类的智商有某种关系。另外,不同阶层的子弟,即使有相同的教育机会,在学校的表现还是有所差异。这里面大概也有家庭所塑造的学生智力的因素。最新的研究虽然基本否认了魔术般的智力开发,但也都给家长能动地培养孩子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家长只要教育得法,对孩子的智力成长还是会有积极的贡献。
常识告诉我们:学习外语还是越早越好。6岁以前儿童大脑成长速度最快。在这期间,适当让孩子学说外语,或者接触音乐,可能对大脑这一智商"硬件"的发育有促进作用。另外,美国全国大脑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Mental Health)对5岁到19岁的孩子的大脑进行了定期的脑电图扫描,研究脑皮层(cortex)的厚度和智商的关系。他们发现,那些智力超常的孩子,大多脑皮层成熟得晚。比如最聪明的孩子,脑皮层的发育到十一二岁时才达到顶峰,而一般的孩子则在8岁就达到顶峰。其中的一个儿童心理学家Jay Giedd解释说,晚熟者的大脑的可塑性比早熟者要延续的时间长得多。一个12岁的孩子的世界,显然也比8岁孩子的世界要复杂得多。这也就是说,晚熟者的大脑在定型期间接受的外界刺激,要比早熟者接受的刺激复杂得多。这也许是他们聪明的原因。
这样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爱因斯坦式的大器晚成的天才固然有帮助,但无法解释莫扎特式的神童。这说明人类对早期智力发育的理解是多么不完备。大家还处于猜测的过程。现在所能做的,是大致界定一下什么样的猜测更合情合理,什么样的猜测太离谱。具体地说,这些基于脑电图的研究,建立了外界刺激和大脑成长之间的积极关系。我们需要运用其他相关证据,小心地界定什么样的刺激对儿童大脑的成长是有益的。
前面提到的Maryanne Wolf对早期智力开发提出了这样的解说:学外语和学习阅读有本质的不同。语言能力(具体而言是口语交流的能力)是人类基本的生存能力。人一出生就开始了语言学习的过程。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在基因中已经造就了早期掌握语言的功能。所以,你要你的孩子说双语或者3种语言,越早开始越好。有些研究表明,从小讲两种语言的孩子,在主要语言上比单语孩子的语言能力发展略慢,但这种区别以后就消失,留下的是双语的优势。中国也有南方人学外语快的成见。计划经济时代的外语学院甚至还重点在江浙一带招生。这除了那里文化发达、人才多以外,恐怕还有一个不为人认识的因素。这是美国一位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提醒我注意的:南方的孩子,从小回家说方言,上学讲普通话,从来就是说双语。日本人从小基本是单语,到美国后在英语会话方面就比中国人慢。我这个从小只说普通话的北京人,学外语也比绍兴长大的妻子笨得多。当然,也有些孩子,从小接触许多语言,大脑内出现混乱,导致语言障碍,不过,这毕竟是极少数例外。
学习阅读则是另外一回事情。根据Maryanne Wolf的解释,人类不是一生下来就开始阅读的。从物种演进的大历史上看,人类进入文字时代,也是很晚的事情。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国王和贵族,大多是文盲。可见阅读显然不是生存之必须。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还没有给自己造就这样的基因。不过,Maryanne Wolf通过经验事实的研究得出结论:给孩子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有利于他们智力的成长。这特别包括以有机的方式给他们创造各种语言环境。家长大声给孩子读书,并把书中的词汇和孩子的生活联系起来,就很有助于孩子的成长。比如,家长可以给孩子读"蒲尔和小猪在树林里走丢了",然后问孩子:"你记得那天我们在公园里走丢了吗?"这样,阅读帮助孩子理解生活,自然促进其智力的发育。
孩子今后在学校中的表现,并不取决于早期的阅读能力,而取决于其词汇量的多少和丰富性。Maryanne Wolf的理论在这方面得到了两位早期教育专家Betty Hart和Todd Risley的研究的支持。他们调查了在3个不同阶层中的孩子词汇量的发展,结果发现:孩子运用的词汇,有86%~98%是来自家长和他们讲话时所用的词汇。在4年的时间内,专业人士阶层(professional class)的孩子会听到450万个词;劳动阶层的孩子会听到260万个词;靠政府福利救济生活的家庭的孩子,则仅听到130 万个词。假设这些孩子的智力基因基本一样,他们的语言经验则完全不同。专业阶层和靠领救济生活的阶层的孩子,在4年内从家长那里所听到的词汇竟然相差320万!这种不同,也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们在学校的学业表现。
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儿童心理学家Kathy Hirsh-Pasek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她对来自学术导向的学前班和社会导向(也就是强调游戏和培养孩子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学前班的孩子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到了5岁时,学术导向的学前班出来的孩子认识的数字和字母明显要多。但是,到了一年级(也就是6岁)时,这一优势就消失了。同时,在学习的热情和创造力上,社会导向的学前班的孩子明显要高。
Kathy Hirsh-Pasek运用她主持的天普大学 婴儿实验室反复证明她的理论。比如,她向两岁半到3岁的孩子放映专门教他们动词的录像。结果发现,这些孩子基本无法理解录像的内容。但是,当成人运用木偶戏对录像进行演绎时,孩子的理解力就开始大增。同样,她发现家长给孩子读书的传统方式比新兴电子技术所制造的"科学智力开发"课程要有效得多。所以,她鼓励家长多和孩子玩搭积木等等的游戏,或者在屋子里用桌椅板凳和床单建造"城堡"。这种自然的游戏最有教育效果。过分进行学术性的早期智力开发,会在孩子大脑里造成神经学上所谓的"堵塞",把神经元的突触(synapsis,即一个神经元的轴突接触并影响另一个神经元的轴突或胞体的部位)淤塞占用,而这些组织机体本来是应该为日后更有创造性的活动所保留的。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智商大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教育也许能对提高智商起到一点边际的效应。家长越肯花时间和自己的孩子进行创造性地游戏玩耍、经常给孩子读书、和孩子进行有趣味有思想的交谈,孩子的智力发展就越健康。相反,如果家长牺牲这样的天伦之乐,把孩子交给陌生的早期教育专家,让他们用过分学术化的课程占据孩子的童年,或者用大量生词卡对孩子进行填鸭式的灌输,孩子的智力发展就可能变慢。而这也是中国家长最容易犯的错误。
天才危机
记得七八年前,一位在日本工作了将近10年的老友对日美文化和制度之不同发表了一通高见。他说:日本体制的目标,是让最低能的人也能有相当好的表现,哪怕牺牲了高能者的创造力。在日本工作,你再傻再笨,但只要规规矩矩、勤奋努力,你就和大家一样,是体面的中产阶级。但是,作为聪明人,你就得悠着点,太出色会给同事带来压力,人气反而会低。世界上毕竟大多数人偏笨,这套制度有利于多数人的创造力,是日本竞争力之根本。美国则不同。你有多大本事就使多大本事。所以有比尔・盖茨。但是,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竞争中,笨人就惨了。你败了就是败了,只能到最底层去,或者流落街头,或者被关在监狱里。毕竟,一个聪明人的创造力顶得上几千上万的笨人。让这些人发挥,是美国竞争力之根本。
我这位朋友后来离开日本,一大原因就是觉得自己太聪明,在公司里装傻装得时间太长,实在受不了。美国的报纸上几年前也报道了一个故事:一个日本公司的雇员,发明一种节能灯,公司奖励了50美元。后来他觉得太委屈,起诉公司,申请了自己的专利,最后获得上千万美元的利润。此事在公司内部议论纷纷,大家都说此公太贪婪。后来这位天才干脆跑到美国来干了。
这些事例,都说明美国是个强者、能者的乐园。以衡量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而论,美国已经超过了45,而一些欧洲国家才20多,日本也不过30多(在这个系数中,0代表绝对平等,100代表绝对不平等)。你如果智商高,按说在美国生活是最舒服的。
其实不尽其然。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就知道,聪明人常常混不好,笨人往往很发达。比如普林斯顿一位教授育有一儿一女。女儿从小就是顶尖学生,大学上了常青藤;儿子则一直不争气,勉强上了一个当地的小大学,让老爹操心不已。但是,两个孩子上完大学,老爹开始操心女儿了。因为女儿大学毕业后,跑到另一常青藤读哲学博士。一向不务正业的儿子,熬到大学毕业后就去"搞钱",在车行里当差,如今已经很发达。几年前还有人出版过一本畅销书,叫《百万富翁的脑筋》。作者调查采访了许多百万富翁,分析他们的成功之道。结果发现,在这些人中,基本没有优等生。相反,许多人小时候学习困难,甚至是问题学生,需要特别帮助。
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复杂。美国是个有反智倾向的社会,价值取向非常实际。一个哲学教授需要最精英的训练,但其掌握的技能属于"没有用"的东西,凭此能够维生就已经非常幸运了。相反,一个做肥料买卖的推销商,未必需要大学训练,但其财富则可能让那个哲学家望尘莫及。另外,聪明人想法太多,精神需要大,脱离物质追求的比例也大。笨人知道自己不是那个料,也没法对玄而又玄的东西发生兴趣,从小就很实际。长大成人后,经济上就可能挺成功。
不过,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还是美国的社会文化中对聪明人的敌视。比如戈尔,在世界上很受尊重,乃至拿了诺贝尔奖,但当年大选却败在布什手下。一系列民调显示,在大选的主要政治议题上,大多数选民都支持他的主张,但是就是不喜欢他这个人。原因是他太聪明,讲什么都头头是道。当时一幅漫画最能说明这一社会心理:戈尔和布什被画成教室里的小学生,老师要大家回答问题。布什托着腮帮子在那里愁眉苦脸,想不出来;戈尔则兴高采烈地举着手雀跃:"我知道!我知道!"美国读者一看这漫画就会心而笑。因为自己学校的经验都告诉他们:像戈尔这样的聪明人,在学校里是最讨人嫌的。你聪明就聪明吧,我们拿你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不选你!
1996年《天才教育季刊》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了3514名高中生,问他们在漂亮、聪明和运动天才三者之间最喜欢自己具有那一种。结果,54%的人希望自己聪明,37%希望自己具有运动才能,只有9%希望自己漂亮。看来,聪明还是大家最想要的东西。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当自己得不到这种最想要的东西时,就特别会嫉恨那些得到的人。这一调查还显示,只有0.3%的人说自己想变得聪明的原因是希望更人气。可见,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聪明不能给你带来人气。早在1926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Leta Hollingworth就注意到,智商在125~155之间(100为平均智商)的孩子,具有最高的社会能力。但是,智商超过160以后,孩子就经常被社会所隔绝,受同伴的排斥。结果,许多天才不仅一无所成,而且非常压抑,甚至不幸地度过一生。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更加恶化。因为从那时开始,聪明的孩子跳级就越来越困难。这大概是受自由派的社会公平的理念的影响。在这些自由派看来,孩子就是孩子,应该和自己同龄的朋友相处,不应该过早进入成人世界。而教育的重点,则是帮助那些弱势阶层。甚至讨论智商都成了政治不正确,有歧视之嫌,似乎每个学生读书不好,背后都有某种社会不公正,需要学校纠正。结果,智商160的孩子要跟着智商100的孩子的速度学。而那些智商100的,则要跟着智商40的速度学。谁也别想出头。
到了本世纪,问题则变得更为严重。布什上台后,推出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通过标准考试等等手段,对公立学校加强监督,要求学生达到基本的学术标准,否则学校则会受到财政上的惩罚甚至关门。可惜,此一法案重点在于保证教育的底线,效果是给那些不及格的学生施加压力,和高才生并无关系。于是,各校把精力和财力全放在这些后进生上,保证达到联邦或州里的标准,对于聪明的学生则不管不问。比如,在2002年"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通过后,伊利诺斯州从天才教育中削减了1600万美元的经费;密西根则把这项经费从500万削减到了50万。如今,美国公立学校每年花费80亿美元的巨资对弱智学生进行特别教育,但教育天才学生的经费连统计也没有。不久前,《时代周刊》发表一篇题为《天才的问题》的封面故事,估计美国在这方面投入的经费最多不过8亿。在美国6200万的学龄孩子中,智商超过145的大约有6200位,同样数量的孩子智商在55以下。两组学生尽管数量相等,但在后者身上的投资超过在前者身上的投资的10倍以上。可是在现实中,后者即使接受了最昂贵的教育,最多不过能胜任类似售货员、清洁工一类的普通工作,生活自立自理。但前者则是产生爱因斯坦、比尔・盖茨的群体。这样本末倒置的教育投资,可以说是最大的教育浪费。这也难怪有研究表明,日本、匈牙利、新加坡等6个国家的高智商学生,在数学上明显比他们在美国的同类能力要强。《时代周刊》还指出,在冷战期间,随着苏联卫星的上天,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全社会大力注重天才学生的培养。到了60年代末,美国的博士产量持续猛增,到1970年,年增长率达到15%。但是,最近十几年,博士的增长率仅为3.5%,2004~2005年度的博士产量(也是历史最高)仅为43354位。美国正在失去其竞争性。
另外,教育界还流行着一个传统偏见,即认为聪明的孩子不用管;他们因为聪明,自己会成长起来。但一系列研究表明,聪明的孩子,就像有天赋的运动员一样,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才能成长。智力和肌肉一样,不练是长不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聪明的孩子得不到注意、被同伴孤立、对过于简单的学业提不起兴趣,结果他们的辍学率和低智商的学生几乎一样高。根据《天才教育手册》的数据,辍学的学生中,五分之一的人是这种高智商的孩子。
《时代周刊》的报道,举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例证。比如,得州一个叫Annalisee Brasil的女孩,3岁就能写出语法正确的句子,7岁就做六年级(11岁)的功课。但是,她妈妈带着她四处求学,竟没有学校肯收她,除非她愿意和同龄的孩子上一个年级。最后她只有在家跟着妈妈上私塾了。但是,到了13岁,她已经远非她妈妈能教得了的了,不得不面临失学危机。所幸天无绝人之路。她和妈妈最后跑到内华达州的里诺(Reno)安家,在内华达大学校园内的戴维森学院(The Davidson Academy)就读。
这个戴维森学院,多少有些类似中国当年的"少年班",代表着美国社会对天才危机的回应。其创建人是詹妮丝和罗伯特・戴维森夫妇 (Janice and Robert Davidson)。他们两人靠经营教育软件起家,到1996年把自己的公司以11亿美元的价格卖掉,做起慈善事业来。他们捐助的这所戴维森学院,其实是和内华达州政府合作的一所免费的公立学校,任何人都能申请,条件是家庭必须在当地居住(因为这不是寄宿学校),孩子要有高智商和高成绩。其录取标准,智商是145,也就是千里挑一的水平,并具有远超出自己年龄的成绩。比如在美国大学新生录取通行的学术能力测试(SAT)中,七年级的孩子(12岁)必须达到1200分,这基本已经达到一些常青藤大学的录取分数;十年级(15岁)则要有1420分,这基本就是哈佛新生的水平。建立这所学校的目的,是给天才学生提供一个良性的成长环境。用戴维森先生的话说:"让一个已经有良好阅读能力的孩子上学前班就是犯罪!做这种事情的人应该进监狱!这是对孩子感情的折磨!"
戴维森学院的教学不分年级,完全个性化。但是,在这些天才中,也分等级,有的课程容易,有的则难。目的是谁也不拖谁的后腿,每个孩子都根据自己的智力水平接受充分的挑战。课程分为核心、大学准备、大学准备加研究三个"轨道"。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在必要时,学生还可以到内华达大学听大学课程。
戴维森先生把自己的这项事业比作文艺复兴时代大家族对艺术和发明的资助。他挖苦说:"许多教育工作者希望有平等的结果。但在我们的世界这很难实现。我希望我和麦克尔・乔丹有一样的篮球技艺,可惜我从来达不到他的程度。"因为他坚持这种绝对优异的原则,戴维森学院的学生成分和美国人口的构成就非常不同。在45名学生中,有26位是男孩,远超出一半。在16位少数族裔中,仅有两位是黑人。不过,这种学生构成却颇为忠实地反映了智商的"现实":男孩子比起女孩子来智商更为分化,高智商和低智商的男孩都多,女孩子的智商则多集中在中间。黑人的智商,则大多集中在低于平均水平的领域。乃至有人说智商测试本身就有歧视。
戴维森学院的努力虽然可贵,可惜实在是杯水车薪。毕竟,天才学生有6000多,该学院才有45名学生,才开张一年多。大多数天才的家长,也不可能为了孩子的学业全家移居荒僻的内华达。更重要的是,美国这种以弱势为主的教育体制和文化,伤害了那些智商在100~145之间的聪明而非天才的孩子。我女儿上一年级时,已经能通顺地读书。但是,在学校里每天的功课竟是给一个字母涂上颜色,因为平均水平的孩子在认字母。女孩子性情一般比较温顺,没有可学的,就干脆把上课当游乐,每天开心得很。但我一同事的儿子就不同了。男孩子功课太容易就烦,烦了就造反。家长知道问题所在,要求老师给他更难的功课,老师不仅拒绝,还要求家长带孩子看医生。最后,家长拿着医生的诊断,说明孩子一切正常,只是需要更难的功课来消耗其精力,老师才肯妥协。所以,我嘲笑"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是"不让一个孩子落后,也不让一个孩子超前"。这样的教育不改革,正常的孩子也成了智障。这学期我在大学教课就出现了可笑的情况。一个学生拿着一大叠学校的文件,证明自己被诊断为学习有障碍的人,按法令要得到特别照顾。可是,因为班太大,我忘了她是谁,等明白过来已经过了半个学期;一查每周的测验才发现:这个被医生诊断为有学习障碍的人,在没有得到任何照顾的情况下,竟在班里排在中等偏上。也就是说,大多数学生,学术表现在有学习障碍的水准之下!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美国的基础教育,总是以弱势为中心,最后就沦落成了弱智教育。
美国的高中
美国的高分复读生
近年来,中国的高中出现了大量高分复读生,即高中毕业生的高考成绩超出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但因为没有考入理想的大学,宁愿复读一年再考。
在高竞争的升学战中,这额外一年就像马拉松比赛的额外30分钟一样,当然会带来不可忽视的优势。实际上,高分复读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比如,最近美国的高中复读现象就越来越普及。
在美国,过去一提复读生,人们总想到那些最差的学生:因为功课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无法毕业,只有重读一年。最近美国提高了对各级学校的教学要求,对那些不过关的学生越来越不迁就姑息,复读现象也自然增多。但是,更有趣的现象,则是"好学生"的复读。这种复读,在一些顶尖的精英寄宿学校中特别流行。
请看下面的几个数据:
康州的Avon Old Farm寄宿男校,2005~2006年度学费34650美元,高中新生中的16%是复读生,其中包括三位全A的优等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名声显赫的St. Paul's,也就是克里的母校,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至少被一所常青藤盟校录取。该校2005年录取的高中新生中,有22%是复读生;在二年级学生中也有6%的复读生。在康州的另一个著名的贵族寄宿学校 Kent,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中竟有11%是复读生。普林斯顿边上的Lawrenceville,2001年150个的高中新生中只有一个是复读生,2004年则有15个,今年又有11个。
过去在这些昂贵的私立学校,只有很小一部分学生会复读,而且男生比女生多得多。男孩子成熟晚,有时需要额外的时间才能懂事。有时男孩子需要多一年让身体长得壮一些,改进各种运动的技能。因为美国的学校和社会都特别看中体育。男孩子在运动场上有两手,既受尊重,自己的信心也足,对成长大有好处。
如今则不同。家长的目标实际得多:让孩子进常青藤。从初中到高中这一转折点,是复读的最好时机。第一,美国高中和初中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层级的学校。孩子如果在同一个学校复读,或在跟着原来的同学从同一个初中升入同一个高中时复读,会被同伴笑话,抬不起头来。而美国是学区制,学生一般都在居住地的学区就读。要在公立学校复读,除非搬家,否则很难避开原来本学校的同学。于是有钱人家采取读两个高一的战术:第一个高一在公立学校和原来的同学一起读,第二个高一则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创造一个没有熟人的环境。第二,这样复读,到了大学申请时便于做手脚。比如,学生可以把在公立学校初中的成绩和在私立高中的成绩寄给所申请的大学,而不寄在转入私立学校复读前在公立学校高一的成绩。从大学方面看,该学生初中、高中的成绩完整、连贯,粗心些就不会觉得这个学生比别人多读了一年。结果,这个学生纸上的成绩就显得格外优异,容易被录取。
比如在马萨诸塞的Westchester,当地的公立高中本来就非常有竞争性。一位女生平均成绩只有B+,对申请大学毫无把握。她母亲认识一些复读生的家长,马上去取经,最后毅然决定把女儿送到寄宿学校复读高二。为了不伤害女儿的前途,她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但坚称这是她一生中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使女儿的前途一下子光明了许多。
大多数复读生都希望掩盖自己的复读经历,怕给人一种得益于不公平竞争的印象。美国的大学录取,比较强调照顾弱势阶层。有的录取官员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你在18岁以前,从生活中该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甚至别人得不到的东西也得到了,那么即使你的SAT成绩非常高,我在做录取决定之前也要想一想:为什么这次还要把机会给你?相反,一个穷孩子,生活里该得到的东西都没有得到,但一直奋斗到这里,分数就差那么一点。就凭天地良心,我也得给他或她一个机会。这也许是他或她一生中的第一个公平机会。"
上面这些复读生,能上得起一年3万多美元的寄宿学校,家境当然都非常富裕。这些富裕家庭,住的一般都是房价贵、学区好的地方。他们的子弟上的公立高中,比一般老百姓的子弟的学校好不少。已经有了这么大的优势,再上贵族寄宿学校复读,便宜自然占大了,拿出来的高中成绩单、SAT成绩,也很容易超人一头。贫富之间的教育差距也就越来越大。所以,高校录取官员对这些复读生盯得很紧,要给他们的成绩单打折扣。大部分学生选择高一复读,就是因为他们的复读经历不容易被察觉。不过,这里的风险也非常大。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面对两份完整的初中和高中成绩单,有经验的录取官也可能察觉出来:这两份成绩来自不同的学校,中间有一年空缺。这个学生那一年在干什么?如果你隐瞒了在公立学校高一的成绩,一旦被人家看破,就可能落得个不诚实的恶名,反而降低了被录取的机会。
不仅是高校录取官员,有些私立学校和寄宿学校也开始拒绝接受复读生,宁愿放弃送上门的学费。他们生怕此例一开,会助长富人在教育上的贪恋,复读生源源不绝。事实上,如今一流的精英寄宿学校,会给家境贫寒的学生优厚的奖学金。比如波士顿远郊大名鼎鼎的寄宿学校Groton,学费虽然3万多,但30%的学生有奖学金,奖学金平均金额高达26000美元以上,目的是不使任何一个合格的学生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被排斥在外。可惜,这种公平,只有最财大气粗的学校才支付得起。在未来一段时间,财富与公平在美国的教育上还会有许多轮恶战。
2005年11月26日
美国高中的精英化
不久前,美国的两张大报在同一天报道了北牛顿高中。《纽约时报》的报道放在头版头条,而且接下来又用了整整两个版面,讲的是这所高中里"不可思议的女孩儿"。《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则摆在地方新闻的显著位置,讲的是这所有2000名左右学生的学校斥资1.5亿美元左右的昂贵校园翻修计划。
一个高中这样成为媒体的明星,多少有些偶然性。这所高中无疑是优异的学校。其校长是普林斯顿毕业生,哈佛的博士候选人。其中许多教师,都拿着常青藤或其他精英大学的文凭。不过,这也不是所优异得不同寻常的学校。比如在《新闻周刊》的美国百所优异高中榜上,找不到这所学校的名字。在当地,其知名度也赶不上声誉卓著的波士顿拉丁。真正值得注意之处,是这所学校提供了美国教育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日益激烈的大学升学战中,大量富裕社区的高中越来越精英化,培养的简直就是小超人。
牛顿是波士顿以西六英里处的一个繁荣的镇,人口将近84000人,是医生、律师、大学教授等高知人才的聚居之地。不过,这绝不是一个百万富翁的社区。全镇中等家庭年收入为八万美元(即一半家庭在这个水平之上,另一半在这个水平之下),虽然比五万美元的美国平均水平高不少,但考虑到波士顿地区的昂贵,特别是比起周围几个中等家庭收入在十几万美元的镇,显然还属于老百姓住的地方。事实上,镇上的居民不少仍属于劳动阶层。镇上有两所高中。其中南牛顿高中在2002年马萨诸塞州的公立高中排名中,居第五位,北牛顿则居第八位。另据《波士顿杂志》的马萨诸塞州排名,南牛顿曾居第11位,北牛顿第18位。可见,北牛顿若以学术而论,在镇上的两个高中中还是个"小老弟"。
不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镇。镇中心的商业区充满了升学补习班和咨询机构。家长们在当地的"全食市场"(Whole Food Market,一所高档有机食品超市)彼此碰到,马上就议论起谁家的孩子上了哈佛或耶鲁。每学期高中最后一期的学生报纸,都有长达两页的毕业生名单,并标明他们所上的大学,就像发榜一样,为全社区所瞩目。这里的孩子,要拿好成绩回家。毕业后即使不上常青藤和一些精英名校,也要上一个至少有体面声誉的学校。学生要在升学的挑战、家长的期待和同伴的压力之间奋斗。
美国的教育不是唯分数论,要考察学生的社会表现。所以在这样的高中成功,至少要有三个面向。第一,功课出色;第二,什么都做;第三,举重若轻。
先说功课。大学入学的学术能力测验SAT早已不够用了。拿了SAT满分的学生已经不那么稀奇。为了加大自己的竞争优势,毕业班中500个学生中有145个参加了3到5个高级课程或荣誉课程,有得甚至参加了六七个。我曾经介绍过,所谓高级课程叫Advanced Placement(AP),有专门的考试,其内容以大学课程为基础。通过了考试,在许多大学可以免修相应的课程。换句话说,这等于在高中提前读大学了。这一潮流如此巨大,乃至《新闻周刊》以学生参加高级课程的平均数目来进行高中排名。进前百名的学校,学生平均参加的高级课程都达3门以上。
所谓什么都做,则体现了美国教育中"培养完整的人"的理想。仅有高分并不一定能进好学校。人家要看你的领袖才能、社会责任、参与意识、服务精神等等。而培养这些素质,你就要参加运动队,参加各种俱乐部,加入学生组织(包括竞选学生领袖),投入于当地社区的建设,当志愿人员,从事戏剧表演等等。
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体育和戏剧。体育在美国教育中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想象。体育上的成功,说明了一个人具有许多难得的品性。在西方文明的传统中,战争是最能塑造领袖的。而体育则是和平时期的"战争"。自己年轻时出生入死的丘吉尔曾对将临战阵的将士说过一句名言:"每一个小时都必须是你们一生中最完美的时刻!"在高度激烈的体育竞技中,你确实要在每一时刻都保持完美状态,否则就会被对手抓住机会。这种严格的纪律、百折不挠的勇气、坚强的意志,在体育竞技中最容易体现。因此,运动队是检验你人格是否可靠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一个球队,就是一个复杂的小社会。在这里谁都想出人头地,但大家只有彼此配合才会赢,只有全队的胜利才能给个人提供出风头的机会。作为一个好的队员,你必须在场上引人注目,但又必须向队友证明:你的表现,并不是为自己出风头,而是为队里做贡献,为队友提供机会。这样才能获得队友的认同,而不至于招致嫉恨。所以,理想的运动员,应该是律己、自信、可靠、临危不惧、有感召力的人。而这也正是所谓领袖的品性。
另一个不为中国人所理解的教育则是戏剧。中国有"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古谚,有"戏子"这种对演员的蔑称。而民主社会的政治生活,自古就有高度的身体性和表演性。你的权力,来源于你是否能说服公众。而这种说服,不仅要通过你写的东西、说的话,还要通过你的肢体语言。比如在古雅典,戏剧是一种政治娱乐,是城邦政治的核心。许多政治家有戏剧训练,甚至有从演员改行从政的。当今的美国也一样。里根、施瓦辛格都是从演艺界出来的成功政治家。现在许多共和党人还呼唤曾演过总统的好莱坞明星、前参议员汤普森出来选总统。其实不仅是在政界,在企业界、学术界,"现身说法"的要求无所不在。没有这种才能,就没有感召力,你既难说服人家选你,也难说服人家雇你。所以,许多美国的孩子,从小的教育中戏剧(包括舞蹈等表演艺术)就是一个大课。
有了这些还不够,还要能举重若轻。这也许是最难的。美国的一个精英高中生,要功课全优,要参加各种比赛,要演戏,要当志愿者,要参加俱乐部,要竞选学生团体的领袖,即使是有三头六臂,也每每感到分身无术。去年我碰到一位来自波士顿拉丁学校,并上了哈佛的女孩子。她告诉我,她大概从13岁开始,每天就睡不够7个小时。晚上12点以后入睡,7点以前起床,是她学校里的通例。另一位来自精英私立女校Winsor,后来上了哈佛和牛津的学生也告诉我,她在高中时,很难保证7小时的睡眠。在她们看来,学校让她们多休息的号召是虚伪的:你怎么能一方面给学生这么多功课,鼓励学生参加这么多活动,一方面又让大家保证睡眠?北牛顿的校长承认,她学校里的孩子,从14岁就开始操心如何在大学录取官员面前包装自己。要能抵制这样的压力,非得是超人不可。
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在高中生们的青春期文化中,产生了这样一种同伴压力:最"酷"的人,要既优异又潇洒,不是死用功,不那么斤斤计较,样样在行,但又照样能放松地享受生活。这当然是一个近乎荒谬的要求。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同时做这么多事,又显得对一切都漫不经心呢?
《纽约时报》的报道,写的是以一个叫Esther Mobley的"优异高中里的优等生"为中心的女孩们的故事。之所以讲女孩子,是因为如今女孩子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学术表现都超过了男孩儿,乃至大学录取时为进同一所学校女生分数要比男生高才行。可想而知,她们的压力比男孩儿更大。Esther的一个女友,17岁的Lee Gerstenhaber,同时上4门高级课程,晚上还要排戏。去年秋天的一天,她在凌晨4点钟还在赶高级课程的物理作业,最后终于顶不住了,大哭起来。结果,她放弃了这门物理课。
Esther本人则是个不愿意追赶潮流的女孩儿。她大大方方地承认,她是个蹩角的运动员。她跑步,但跑不太快,缺乏竞争性。她的课程中,只有两门高级课程,一门荣誉课程,属于"才两门"的阶层,显得与世无争,虽然她一直坚持上高级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她的同伴大多盯着那些油水大的职业,如医生、律师、企业家等等,她则对神学情有独钟,常常跑到教会服务,和父兄一起到波士顿市中心给无家可归者发放食品。不过,她课上读的书,包括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好像是哲学系的研究生的阅读。她的伦理课老师,在教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并领导大家就美国社会的公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位老师还给学生提供了SAT成绩和考生的家庭收入的关系,证明富裕家庭的子弟有更优越的资源准备这种大学入学考试。Esther因此决定放弃参加SAT的私人补习班,因为这种班穷孩子上不起,她不愿意利用父母的钱而享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这种行为在遍地SAT私人教师的牛顿镇,无疑是一种反叛。不过,这种不争的精神,并不能掩盖她在学校中的明星地位:她三年级的历史高级课程的作文赢得了学校的最高奖,她是出色的演员,并在教会中担任青年团体的主席。
Esther的父亲是当地一所神学院的神学教授,母亲就职司法界,是一个助理公共辩护人。Esther一直把不追求金钱的父母作为自己的榜样。她父母也希望她不要承受过大的压力,保持一个完整的灵魂。但是,在高度的竞争面前,如此看破红尘的父母,也有些情不自禁。她母亲一方面说她不为Esther担心,不在乎她的成绩;一方面又表示,如果Esther拿一个B的成绩回家,她就要问是谁给了她B,她要找那个老师谈话。用她的话说,现在孩子的标准太高了。"他们起跑的地方,是我们那一代人冲刺的终点。"
这一"起跑的地方",就是大学录取。许多家长意识到,升学竞争的白热化,已经使他们的孩子上不了他们当年自己上的大学。去年12月15日,第一批大学提前录取的通知到达了北牛顿。Esther的朋友们,有上哈佛的,有上达特茅斯的,有上布朗的。大家兴奋异常。Esther正在上微积分课时,她的手机响了。她爸爸向她报喜:Williams College,她最理想的本科学院,给她来信了!她大喜过望,马上让父亲把信送到学校来。十分钟后,父亲赶到。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录取通知书总是厚厚的邮件。这一薄薄的信,肯定是拒绝信。果然,Esther一打开信,就大哭起来。
几天后,Esther总结出她失败的原因:"也许这是因为我不是运动员。"不过,她已经决定忘掉Williams。她还有申请了几所著名的本科生学院:Amherst,Middlebury,Davidson,还有她母亲的母校,著名的女校Smith。(这几所学校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本科生学院排名中的名次是:Williams第一,Amherst第二,Middlebury并列第八,Davidson并列第十,Smith第十九。)在申请Smith的材料里,Esther还特地加了一封她父亲的信,描写的是Esther还是个婴儿时,父亲抱着她去参加妻子大学毕业后10年的返校聚会:看着列队走过的校友们,她们就像一队天使一样打动他的心。当父亲的真希望女儿长大后,也能和她母亲一样加入这一行列!
不久,Amherst和Middlebury的信到了,全是拒绝。Davidson一直没有消息。但是,Smith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也许是父亲的信打动了录取官员,也许是母亲上了该校,使她作为校友之女有了一些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位才女,仅以毫厘之微,而免于被锁在名校之外。
Esther的父母在上大学时,绝没有想到自己的子女上大学竟是这样难。这是一代小超人。他们在高中时所经受的压力,所获得的成就,是他们父母当年无法比拟的。而这也正是在本世纪的全球化中准备领导世界的一代人。
美国高中的两极分化
美国的贫富分化,已经成为媒体的热点。而这种分化还在继续发展。众所周知,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但美国教育的两极分化程度,也许比目前的贫富分化更令人震惊。
看看去年的《新闻周刊》就知道,4月份一期的封面故事是"辍学之国",副标题写道:"30%的美国高中生将在毕业前辍学!"9月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也指出:由于基础教育的失败,美国40% 的大学生要上特别的补习课程,在2006年参加ACT考试的高中毕业班学生中,只有27%在生物课程中达到了大学入学水平,在代数上则仅有42%,在社会科学中有53%,在英文作文中有69%。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学生,达不到大学入学的标准。
而另一期《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是评比美国最好的公立高中,展现的是迥然不同的景象。当然,这个评比不是衡量学生的绝对学术水准,而是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教育机会。一些富裕地区的精英学校,因为学生的成绩更依靠家庭环境而不在榜上;但一些学生来源差的学校因为能更有成效地刺激学生的进步,反而榜上有名。不过总的来说,这个排名还是透视出美国高中教育的趋势。排在第一的是达拉斯的英杰高中(Talented and Gifted),那里平均每个学生参加了14.128门AP或IB考试。所谓AP是指"高级课程"(Advanced Placement),本是为给少数优异的高中生提供提前修大学课程的机会而设立。这一课程的考试分许多科目,通过后进入大学可以免修相应课程。IB则叫"国际中学毕业考试"(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本是给周游世界的国际精英的子弟开设的国际学校的考试,水平甚高,也享受和AP差不多的地位。由于目前美国大学竞争激烈,一般的高中课程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要,AP和IB大行其道,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无怪有人说,大学低年级的课程现在已经被搬到了高中。
高中生修了十几门大学课程后,进了大学会干什么呢?最近《纽约时报》在周末教育专刊上刊登一篇题为"难以置信"的文章,讲述了这些孩子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麻省理工或耶鲁的课程,竟远赶不上他们高中课程的难度!
Regina Goldman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她目前在耶鲁大学读三年级,这学期上了一个美国研究的高年级讨论班。一般而言,高年级讨论班在本科生的常规课程中是最有挑战性的了。但是,这门课的难度和要求,远不如她高中的美国史必修课难。那门高中的课是如此具有挑战性,乃至她上完以后,再不敢学历史了。直到上了耶鲁后,她突然发现:"天呀,在耶鲁,这里的历史课容易对付多了!"
麻省理工也许是美国最难读的大学。可是,一个叫Jeff Zhou的华裔新生进校后,发现自己的生活如同度假。他选的课其实很重。但是,他考大学时,考了10门AP,全拿了高分,又学了3年高级化学课程。到麻省理工头两周,上了许多课但仅记了4页笔记。用他的话说,这里的课基本还是高中课程的复习而已。他这么个好学生又不需要复习。于是,他玩水球,冲浪,飞盘,甚至看电视连续剧。连他自己也说,他实在不该这么放松。
这一切,并不说明美国一流大学的水平降低了,而是高中的水平提高了。学术成就,已经成了美国中高产阶层家庭文化的标志。前面那位Regina Goldman高中上的是一所声誉卓著的私立学校。她那时一天的日程是,早晨6点15分开始游泳训练,到半夜一点钟完成所有的作业,只有5个小时的睡眠。用她妈妈的话来说:"你从一年3万多美元的教育中还能期待着什么?"不玩命不行!我去年夏天碰到一位从波士顿拉丁学校毕业的中国裔女孩子,刚刚考进哈佛。她从12岁起,每天仅有不足7小时的睡眠。这样努力的结果是水涨船高,竞争好的大学,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用一些教育家的话来说,这些孩子就像是职业运动员一样:从小集中精力,严格作息制度,专业化,追求优胜。他们那些受了良好教育的家长,一遍又一遍向他们灌输这样的哲学。同时,这些家长也都知道,他们如果现在来考大学,他们的程度,已经根本进不了他们当年进的大学。
其实,如今高中生的"厉害",已经不能用AP课程来概括了。在一些顶尖的高中,课程已经进入了"后AP时代"。比如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佛逊高中是一所优异的公立学校。学生可以在14门"后AP"课程中选课。上这些课程的先决条件,是在有关AP课程中取得良好成绩。这些课程包括许多非常前卫的题目,比如bionanotechnology,学科太新,中文里还无词可译,主要是研究小生物组织和技术的关系。另外有非常高级的数学课程,如复分析(complex analysis),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用于物理、电子工程、流体模型等应用分析。讲授这门课的,是George Mason大学的教授、前数学系主任Robert Sachs。他说这门课用的材料,和大学里三四年级的课程是一样的,非常接近麻省理工的荣誉课程的水平。上这门课,不仅要事先上AP的微积分,还要在此之后再上满满一年的高等数学。但是,尽管设了这么高的门槛,在这所高中中竟有35人选这门课!可想而知,有多少高中生已经在这方面达到了大学高年级的水平。该校学生服务部的主任说,实际上,许多刚上高一的学生,就已经通过了微积分的AP考试。
高中精英如此优异,自然向大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怎么进一步激励这些优异的学生不断成长?一流大学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许多大学,开始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研究机会和跨学科的课程,鼓励学生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不同的领域。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的本科生的数字,从每年三百增加到了每年两千。该校生物学教授Russell Fernald特别强调实验。他说:"在课堂上,我们讲授我们知道的东西,不讲授我们不知道的。但在实验室,学生被推到前沿,要面临未知的东西,探求发现的秘密,要决定问什么样问题才是有价值的。"另外,一些大学还鼓励学生参与课外活动和社区服务,让他们到社会中锻炼,发现自己的才能和不足。比如,布朗大学三年级的女生Carly Rush就是从托马斯・杰佛逊高中毕业的。她在应付功课大有余力的情况下,投身政治,组织本校民主党俱乐部的活动。等她毕业时,也许已经是位颇有经验的政治家了。
当然,也有许多高等教育人士对高中的精英化趋势提出批评。著名的本科生学院Pomona的校长David Oxtoby指出:"现在的高中模仿大学,教大学的课程,使许多学生忽视了基础知识。"另有许多大学,觉得AP考试太标准化,怕出现高分低能,开始抵制AP。斯坦福大学就越来越不愿意让学生凭AP的成绩免修课程。还有些学者认为,对于理解有些科目来说,高中生还不够成熟。更有些教授担心,这样的竞争,使学生变得太功利,总算计着如何早达到某一个具体目标,对教育采取一种完全是职业化的态度,限制了他们的大学经验。在这方面,布朗大学本科生院院长Katherine Bergeron的批评也许最一针见血:学生要把大学生涯当做一个反省人生,探求世界的过程。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让那些准备读医学院的学生沉浸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之中。可惜,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急于在他们的领域内突破。
不过,这些批评者都无法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大学初级甚至高级课程的许多内容,优秀的高中生不仅学过,而且掌握得很好。大学的课程不断重复这些内容,他们就会厌烦。大学必须想出办法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大学的整个教育结构,要进行重新调整。
当然,人们最担忧的,还是这些从事过度竞争的高中生本身的身心健康。最近已经有几本新书出版。比如在《特权的代价》一书中,临床心理医生Madeline Levine指出这些超优异的孩子在学术上和社会中都很成功,但内心充满焦虑、愤怒和脱节感。这些现象当然有不少,但以笔者的观察,却不可夸大。毕竟,这些成功的学生背后,有父母紧盯着。他们家庭稳定,有足够的感情和经济支持,使他们能够在外面承受超强的竞争压力。一位社会学家对我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东亚的家长才会一天到晚盯着孩子的功课。看看美国的中高产,他们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他们有一种全球化的忧虑,总怕自己的孩子在这场残酷的竞争中被淘汰。"《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就说:"我小时候,父母总是说,把盘子里的饭吃干净,第三世界的孩子正在饥饿中死亡。现在我对我的孩子说,快完成你的作业,中国印度的孩子,正拼死要抢你的工作。"后来他把女儿送进了耶鲁。
在我看来,美国的中高产阶层本身受的教育高,看得远,先于劳动阶层看到了全球化的挑战。他们有一种斯巴达的心态:美国作为世界领袖,已经被远远多于自己的人口包围了。这些人甚至大多对美国充满敌意。所以,对孩子从小就必须进行近乎残酷的训练,掌握以一当十的技能,以适应未来的生存竞争。可以想见,这批精英的素质,将决定美国对世界的统治能否维持。不过,这些高中天才的大量出现,和那些根本毕不了业的高中生形成鲜明对比。这两部分人技能的差别,决定了他们未来更严重的贫富分化。这种分化一旦形成,政府再怎么扶贫抑富,再怎么收富人的税,给穷人福利,怕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美国的高考指挥棒是怎么指挥的
夏季到了。在美国到超级市场买东西,到处可以见到十几岁的小孩子彬彬有礼地为你服务。我马上意识到:这又到了孩子们暑假打工的季节。
从中国初来乍到时,很难理解在美国这么一个富裕的国家,为什么让这么小的孩子出来打工。难道家长就缺那么几个钱吗?难道不怕这些孩子耽误功课吗?中国中产阶级的家长,绝不这样亏待孩子!
未成年人打工,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不久前,国会刚刚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的议案。反对的人声称,最受这一议案伤害的,就是那些打工的孩子。因为拿所谓最低工资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非法移民,一类是未成年的孩子。美国的许多服务业,如旅店、商店、旅游、夏令营等等,都靠拿最低工资的未成年人来降低成本。最低工资一涨,许多雇主可能就不再给这些孩子工作了。这一论断是非如何,还要等时间来证明。不过,这种观点本身,就说明未成年的孩子打工在美国社会是多么天经地义。
当然,一些下层的家庭,孩子打工乃生存之必须,毋须多论。但大部分孩子打工,恐怕还是出于教育的需要。我8岁的女儿在学校中大班的同学,父亲在哈佛工作,母亲平时领她上各种各样的班,45分钟的钢琴课就要50美元,家里不像缺钱的。可是,她还差几个月就到了13岁,是合法打工的年龄,她母亲骄傲地向我们炫耀她给别人看孩子的照片,暗示也可以看我的女儿,显然没有到法定年龄就"抢跑"了。那些有十几岁的儿女的家长夏天一见面,问起彼此的孩子,往往第一个话题就是他们夏天的工作。
事实上,最近孩子打工的风气渐落,美国的教育界已经感到危机。比如,最近《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塔夫脱(Tufts University)等几个精英大学已经开始重申:在申请大学时,有打工的经验对你绝对有帮助!
根据美国政府劳工部的数据,2000年6月,60%的美国青少年都在打工。90年代末曾跳到60%以上。不要忘记,那些贫民窟的孩子,往往是不打工的。把他们和一些行为不端的孩子除去,一般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打工。孩子夏天不打工,和成年人不工作几乎是一样的异常现象。但是,今年6月,青少年打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49%。短短7年就出现两位数的下跌,不能不引起的教育工作者和部分家长的警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下降?这里的一个要害,就是大学申请。美国大学申请不仅仅看考试成绩,还要看你的生活经验、课外活动、社会成就。如今入学的竞争愈演愈烈,大家在这些方面也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上流家庭,借助财政优势,提前几年开始包装自己的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提高考试成绩还在其次,最流行的一项,就是掏钱让自己的孩子到最艰苦的第三世界当义务人员。媒体上也不时出现这样的故事:一个十四五岁的美国男孩,帮助非洲贫困地区建了多少个水井、救了不少人的命,在当地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我过去的文章中也介绍过,一个十四五岁的富家女孩,跑到非洲艾滋病救济站义务服务。于是,在大学申请的作文中,录取官员们频频看到类似这样开头的文章:"我在中国的孤儿院中志愿服务了两周。这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十几年前大学录取官员刚刚看到这样的作文时,无不为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对社会的付出和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所感动。不用说,这些孩子很容易就被录取了。他们的成功引来了效仿。如今,当这样的申请作文堆满了录取官员的案头时,录取官员们就不禁会问:难道美国的孩子都一夜之间变成了特瑞萨修女了吗?再仔细一审视就发现:越是往穷国跑、越有戏剧性的经历的孩子,家庭越是富裕。这样的经历当然反映着他们和他们父母的人生理想。但是,这也说明为什么有钱人上大学时除了分数之外还有许多天然优势:他们提前几年,就把孩子包装成一个有复杂人生经验的救世主、一个完美无缺的人,逼着你不得不录取他们!
许多人就是这样相信,孩子们利用假期到发展中国家渡过几周神奇的人生转折,一只脚就踏进了名校。于是,许多上名校心切的孩子们,就开始忽视了他们传统的工作:到当地的商店、旅馆、夏令营打工,每周投入大量的时间,干那些最枯燥乏味、最琐碎重复、工资最低的工作,减缓辛劳的父母的一点经济压力,学到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
塔夫脱的本科录取部院长Lee Goffin指出,现在塔夫脱的学生,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曾经长期保有过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经验,甚至在中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中也很少。所以,如果你在超级市场每周工作20个小时,录取的官员就会眼睛一亮。
像Lee Goffin这样的录取官员,自己从小就是打平凡的工长大的。Lee Goffin年轻时就是在麦当劳酷热的厨房里翻汉堡包,他因此认识了许多在他高中的荣誉课程里不可能认识的、那些不准备上大学的同龄人,长了许多见识。波士顿学院本科录取部的主任John Mahoney,年轻时则在一家折价的男装店打工,要耐心向顾客解释本店的退货政策。这些经历使他们认为:你是否能够长期忍受枯燥乏味的工作、耐心地履行职责和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合作,这非常能说明你的素质。比如一个学生,在自己高中当清洁工,每天早晨7点就得到,要在盛夏没有空调的情况下干重复性的工作。她当时想,这些对上大学不会有用,因为大学不是在招清洁工。但是,从大学方面看来,这恰恰证明她小小年纪就决心干一些事情,而且坚持干下来了。加分!更有些录取官员认为,那些小小年纪到第三世界当志愿人员的经历已经很不自然了:这样的孩子是在大慷父母之慨,拿着父母的钱去当圣徒。他们一天到晚放眼世界的时候是否想过:他们为自己生长的社区做了什么?为父母做了什么?Smith College的录取部主任Debra Shaver说,从这些孩子的经历中,找不到为社区服务的模式。她很高兴自己还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到医院的餐厅工作:他从中可以学会守时准点,不能因为自己不想起床就称病。
戏剧性的海外经历虽然确实可以开阔眼界、转化孩子的人生,特别是让他们面对想象不到的贫困,更懂得珍惜自己已经有的一切;但是,因为时间太短,孩子可以趁着到另一个世界时的新鲜劲儿克服起初的困难,然后整装回家。这样很难考验孩子锲而不舍的精神。更大的问题,则是使孩子有了一种救世主的心态,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很了不起的人物,天生就是干大事的,不能接受低起点、不能忍受琐碎的工作。一位母亲深有体会地说,她的大女儿,大学毕业到了31岁,才终于算是接受了一个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她小时候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打那种枯燥琐碎的工,毕业后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有时你需要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起步,需要接受很辛苦、工资很低的工作。生活不是场戏剧,不会不断出现奇迹。生活需要脚踏实地,需要耐心。
如今,录取官员对申请大学的孩子们出奇的人生经验开始三思。平凡的人生经验在一色出奇的申请材料中,倒是显得出奇了。录取官员的新判断,马上就会反馈到申请大学的高中生中。比如,今年在塔夫脱所在的地区的一位高中女孩子,为了申请大学,想过几种准备方式,比如学习中文或者阿拉伯文等等。但是,最终她决定了另一项活动,认为它更能吸引录取官员的眼球:到餐馆擦桌子、擦地板,一周干40个小时,一小时挣7.5美元,几乎就是最低工资。下面几年,也许就是平凡打工的回潮。
美国和中国一样,高考指挥棒在指挥着中学和高中生们的行为。不过,人家的指挥棒,总是承担的重大的社会责任,会随时针对社会的倾向做出调整。
高中正在消失
美国大学日益普及,无意中带来了高中的"认同危机"。在某种意义上,高中的形式还在,但高中教育的内容则正在消失。
高中,英文中叫High School,直译应该是"高等学校"。说其"高等",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高中是义务教育的最高阶段。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工人享受"新政"后种种优厚的福利,生活舒适稳定。高中就是给这个"世界工厂"输送员工的训练营地。一张高中文凭,基本上就意味着一个中产阶级的铁饭碗。
如今,美国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制造业外包,工厂消失。高中毕业生已经没有什么出路。高中也陷入两头不靠岸的窘境。一方面,高中还有"高等"的意味。在1940年,美国已经有73%的适龄青少年在高中读书。如今,写在纸上的比例虽然高了,但有30%的高中生中途辍学,拿不到文凭。说是义务教育,但高中对许多学生确实有些高不可攀。另一方面,那些读完高中的学生,大部分要上大学。高中不过是升学的一块跳板,高中文凭犹如废纸一张。对他们来说,高中越来越像大学预科了。
这一点,在不久前《新闻周刊》的全美高中排名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这一排名的标准简单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看哪个学校的学生参加的AP和IB考试多。所谓AP是指"高级课程"(Advanced Placement),起源于1956年,目的是给少数优异的高中生提供提前修大学课程的机会。AP包括英语、英语文学、法文、法国文学、西班牙语、西班牙文学、德语、拉丁文学、维吉尔(拉丁文)、意大利语言与文化、艺术史、音乐理论、世界史、美国史、欧洲史、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比较政府与政治、美国政府与政治、人文地理、心理学以及化学、计算机、生物、环境科学、物理等等35个课程和考试,跨越20个学科。2007年,中国语言与文化和日本语言与文化也将进入AP考试。通过了这样的考试,进大学后就可以免修相关的课程。也就是说,AP考试要测验高中生到底掌握了多少大学课程。
IB则叫"国际中学毕业考试"(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起源于1968年。当时由于一些外交官和上流社会人士常常居无定所,周游列国,其子女的教育环境和语言一两年就得变,难以适应。结果,一种连锁式、标准化国际中学就在各国建立起来。那些随父母周游世界的孩子不管到哪个国家,都可以进这样的学校,而且这个系统的学校有全球统一的学制和教育内容,孩子跨国转学后不会面临截然不同的教育环境。不过,这种学校因为专给国际精英服务,学术水平极高,不是一般高中能望其项背的。所以,这种学校的毕业考试非常难。通过了就说明你的水平早已超出一般的高中,达到了一般大学有关课程的水准。许多大学因此把IB和AP等量齐观。只是承认AP的大学要多得多。
AP也好,IB也好,本来都是给少数精英阶层服务的,但很快就渗透到了一般的高中之中。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教育改革,提出了高中要使学生为上大学做好充分准备的明确目标,导致课程升级。本来,大学入学考试只需要一个SAT的基本智能测验。但是,随着大学申请战的升温,大家都把SAT的分数拼到了顶,分不出太大差别。于是,为了给录取官员留下深刻印象,高中毕业生们就不断加码,拿出许多AP和IB的成绩来。
这次《新闻周刊》以学生参加AP或IB考试的数量而不是以普通中学课程作为高中排名的标准,说明AP和IB已经在高中教育中喧宾夺主。比如,这次排名第一的,是达拉斯的英杰高中(Talented and Gifted)。那里平均每个学生参加了14.128门AP或IB考试,这等于完成了一年多的大学课程。排在下面几位的学校,每个学生也平均参加了6到9门AP考试。排在前100名的高中,平均每个学生参加的AP或IB考试都超过了3门。本来,高中生有兴趣提前读大学的课程,可以到附近的大学选修。美国大学的社区服务精神甚强。即使是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也给本地的高中生提供前来选课的机会。况且,暑假大学还针对中学生高中生开办各种暑期班。但是,这种校外的大学课程,显然无法满足学生的需要。于是各高中自己开办AP或IB课程。到了高中的高年级,许多学生要拿出大量精力来学习大学课程。比如,一些学校让学生在高中(美国学制高中一般4或5年)时期同时攻读高中和大学课程,毕业后获得高中和副学士文凭(类似中国的大专)。
一项在德州和加州进行的大型调查表明:在AP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高中生,获得大学文凭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如今,美国的高中生中有30%上过AP课程。今年5月就有130万高中生参加了230个AP考试。 前面提到的达拉斯的英杰高中的一位学生,18岁就考了16 门AP,而且在许多考试中拿了最高分,正准备到麻省理工读书。而AP考试在弱势少数民族中也渐渐流行。最近10年,参加AP考试的拉美裔学生增加了4倍,黑人学生增加了3倍。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功课很差,连完成基本的高中课程都困难的学生,也被学校鼓励修AP课程,参加AP考试。结果这些学生在这种高级课程中反而表现比较好。于是,有些学校就让一些无法完成高中学业的学生直接修自己喜欢的大学课程。结果同样显示:这些学生在大学课程中的表现远比在高中课程中为好。一些穷学区的高中,也纷纷引进AP或IB课程,作为解决弱势阶层教育问题的手段。
传统的美国公立高中虽然没有统一教材,但由于都是由纳税人的钱来支持,不可能离开社会主流,课程大致还是趋同的。随着AP课程的增多,传统高中课程的重要性就大大减少了。而AP课程有35门之多,一个高中很难都照顾到。于是,大家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学生的需要,重点发展。高中教育就越来越多样化了。比如亚利桑纳州的Tempe Preparatory Academy,以"终身追求真善美"为校训,坚持以奠定西方文明基础的经典著作为教育的核心,言必称希腊。所有学生必须修音乐、艺术、戏剧、数学和科学、语言(包括拉丁文、希腊文和一门现代外国语)、英语和历史。但该校竟不设计算机课程。但在科罗拉多刚刚开张的丹佛理工学校,每个学生都有一个笔记本电脑,在校内可以无线上网。在华盛顿边上的Cesar Chavez公共政策高中,则以培养良好的公民为己任。除了开设一系列大学课程外,该校的学生在国会、思想库、院外压力集团中当实习生。每个学生还要写一篇公共政策的毕业论文,并且就论文进行公开的报告和答辩。
AP课程,激活了高中教育,各校可以各显精彩,告别了"一个尺码"的教育体系,进而掀起了一场高中革命。盖兹基金会在过去6年投入10亿美元的重金给1600个学校,鼓励这种多元化的实验。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高中革命也使高中与大学的界线模糊不清。传统意义上的高中,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同时,高中的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二战"后美国制造业腾飞的时代,高中生之间社交充分,有牢固的纽带。高中建立的人脉,往往就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社会圈子。那时许多美国人的配偶就是高中同学。如今,高中生忙于竞争,彼此疏远,日后很少联系。大学则变成了一生人脉的基础。所以,一些批评者说,目前这种多元化的趋势,使孩子们丧失了传统高中所提供的共同经验。
美国正在面临着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和多元文化的冲击。高中教育怎么回应这样的挑战,谁也提不出一个最好的模式来。所以,高中教育的多元化、大学化,已经难以阻挡。中高产的美国人,已经有了强烈的危机感,并给自己的子女施加压力。再看看美国一些尖子学生考AP的数量,就是中国这种考试王国的学子,恐怕也要自叹不如了。
全美高中排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研究院排名等等,已经成为在美国寻求高等教育的学生和家长的必备手册。如今,如果你上该刊的网站,就会发现这些排名之外又加了一个新项目:全美公立高中排名。
这一高中排名的出炉,说明美国教育竞争越来越向基础教育的层次发展。本来,高中属于义务教育,强调的是人人有份的平等,而不是竞争。况且,公立高中一般都是就近入学。你住在波士顿,知道华盛顿的一个高中好,但不管怎么想去,也不可能为此搬家。所以,高中排名对学生和家长而言无非是画饼充饥,没有实际的意义。大学则是义务教育之上的英才教育,强调的就是竞争。另外,大学也未必在本地上,可以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挑选。所以,美国的大学排名虽然一直遭到高等教育界人士的猛批,但至今仍然香火甚旺,不仅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其他媒体也搞出五花八门的排名。特别是商学院的排名,是几大财经媒体必争的"买卖"。
不过,随着大学升学率竞争的白热化,人们的注意力渐渐转到了高中。首先,由于美国义务教育两极分化的趋势甚重,上什么高中对孩子进什么样的大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二,越来越多的家长根据当地的学校质量决定在哪里买房子,不惜进行短途迁居。特别是受教育最好的白领阶层,工作调动频繁,选择也多。他们在决定是否接受一个工作时,常常把当地的教育质量作为权衡的因素,在这方面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战略地图"。第三,孩子虽然在地方上高中,但大家都知道上大学是全国范围的竞争,于是对自己的高中在全国的地位也就越来越好奇。当然,除了这些因素外,高中排名对中国的新兴中高产还有特别的意义。如今中国留美学生年龄不断下降,从过去的读研究院为主过渡到读本科为主。更有一些家长,已经有条件把孩子送到美国读高中。另外如访问学者等长期访美的人员,也时兴拖家带口出国,让孩子有接受美国义务教育的经验。甚至中国有些精英高中,和美国高中建立的交换计划,送学子留美。上述种种原因,都刺激了中国读者对美国高中的关注。
其实,最近几年,美国媒体已经开始对高中进行评比。比如《新闻周刊》就出版了自己的公立高中排名,小有影响,我也曾经介绍过。不过,这个排名并不是注重高中的最后结果,即其毕业生的学术质量、升学率,而是强调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机会。用其编辑的话说,许多学生优异是因为其家庭背景,并非学校的功劳。你评价一个餐厅,不是根据食客钱包里有多少钱,而是根据饭菜的质量。结果,该刊以每个高中给学生提供的高级课程考试(AP)的数量来进行排名。一些学生成绩并不突出,但学生在学期间成绩提高幅度甚大的学校因此榜上有名。而一些学生来源好、"最终产品"也好(比如上常青藤的多)的学校,则不能上榜。结果,这个榜上南部、中西部教育落后的学校比较多。教育最发达的马萨诸塞州,则仅有波士顿拉丁一个学校进了前百名。如果你是个有"孟母三迁"精神的家长,执意要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凭着《新闻周刊》那个排名,还是难以做出决定。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公立高中排名,则如同其大学排名一样,坚持"消费者导向",分析了美国40个州18790个学校的数据(另有10个西部、南部的小州和华盛顿特区因为资料不全而没有评定),评出100所"金奖高中"、405所"银奖高中"、1086所"铜奖高中"。其评价标准虽然考虑到学校中弱势阶层的表现,但主要依据还是考试成绩;最后列出的排名,是地道的强者为尊,不仅告诉你学校的质量,而且也是一张社会经济文化地图。你拿着这个排名,能够认识好的学校,也得以知道哪里聚居着望子成龙的高质量家长、什么样的人是你的邻居。举个简单的例子,这次排名第一的,是在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弗逊高中。这所高中坐落在首都华盛顿郊区,需要申请入学;选上来的学生,其家长许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袖,如联邦政府、最高法院、国会、院外游说团、思想库等等的成员。这些人的子弟,当然得天独厚。再如普林斯顿高中,排名第九十四,坐落在大名鼎鼎的普林斯顿,其学生有许多是普林斯顿教授们的子弟,生源自然属于一流。这样的学校,在《新闻周刊》的排名中则几乎找不到。
公立学校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免费。不过,在这个前提下还有许多不同。有些需要申请,往往还需要考试,学校有权挑选学生。比如,波士顿的公立学校系统本来很破落,但培养了四位哈佛校长,在美国历史最最悠久的高中波士顿拉丁,则通过严格选拔、高强度的教育,维持着超一流的水平,每年送二三十名毕业生上哈佛,在排名榜上名列第十九。在同城的另一著名高中叫媒体与技术学校(Media and Technology Charter School),也靠选拔制度,在这一排名中列第九十九名。相比之下,大部分公立学校则属于就近入学的开放录取制,即只要是本地居民就可以自动入学,学校无权拒绝。这两类公立学校,在前百名"金奖高中"中几乎各占一半。采取选拔制的学校排名略高。
从表面上看,采取就近入学制度的学校,因为没有选拔,似乎无法控制学生来源,因而质量会打折扣。其实不然。这些学校的质量,恐怕仍然主要是以学生来源为决定因素的。而由于对本地居民来者不拒,这样的学校就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地区居民的综合经济与文化水平。
不妨以我住的马萨诸塞州为例。马萨诸塞州连续几年被评为全美最聪明的州。这不仅是因为哈佛、MIT这种名校如云,而且还因为其公立学校的优异表现。小小的马萨诸塞州人口仅600多万,为美国总人口的2.1%;但在这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中,竟占据了前百名"金奖高中"里的5所;在接下来的405所"银奖高中"里占了29所。这使其公立学校在全美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接下来各州公立学校质量的排名是康涅迪格、加利福尼亚、罗得岛、马里兰、新罕布什尔、纽约、新泽西等等。有意思的是,这前8名是一色的民主党主导的州。
再看马萨诸塞州进前百名的5所高中,除了两所上述提到的选拔制学校外,另外3所都是就近入学制,而且都集中在波士顿西郊,不仅彼此毗连,而且周围也全被获得银奖的学区所包围,似乎聪明的孩子就住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地区。把这几个高中所在的地区调查一下,就知道好学校为什么在地理上这样集中。
比如,排名第六十位的Weston高中,当地的人口仅一万多,平均房价(独居)为116万多美元,平均家庭收入22万多。排名第六十五位的Dover-Sherborn地区高中,是由Dover和Sherborn两镇共建的;其中Sherborn人口仅3000多人,平均房价为60多万,平均家庭收入为24万多;Dover人口8000多,平均房价93万多,平均家庭收入24万多。排名第七十位的Wellesley高中,坐落在大名鼎鼎的卫斯理大学(Wellesley College)的所在地,人口2 6万多,平均房价85万多,平均家庭收入18万多。
看看这样的数据就明白:美国有的是"白上"的学校,却没有"白住"的房子。你的孩子要上这么好的学区,就要挤进平均家庭收入在20万上下的邻居中,在平均房价近百万甚至超过百万的地方找到立脚点。对于一个普通收入的家庭来说,这谈何容易!这种好学校追着富人区走的现象,根源在于美国的学区制度。一般而言,义务教育的主要经费来源于本地居民的房地产税。越富的地方,税收越充足,经费也就越高。以Weston为例:因为平均房价过百万,平均每户的房地产税达到1 1万以上,排全州第一。全镇户数达到3700多家,而公立学校仅有2300名学生左右。在"大波士顿"地区,公立学校平均在每个学生身上的花费是1万美元上下。这个数字已经在Weston平均每户房地产税额之下(房地产税主要用于支持公立学校,但也用于当地警察、公路等公共开支;同时,公立学校也有少量其他经费来源)。而全镇3700多户人家支持2700名左右的学生,当然在财政上富富有余。再看马萨诸塞全州:平均每户独居的价格仅20多万,平均房地产税仅2400多美元,即使不计房地产税所要支付的其他公共开支,大约4家才能凑够一个孩子的教育经费。可惜,4个家庭,一般至少有三四个孩子在上学。可见,如果单算房地产税,马萨诸塞州平均每个学生的教育财政资源还不及Weston孩子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更不用说,富裕地区的家长教育水平大多比较高,有着巨大的家庭教育优势。许多家庭干脆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进一步减轻了当地公立学校的负担。
不过,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这样的学校也绝非进不去。毕竟皇帝还有几门穷亲戚。Weston有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豪宅,也有40多万的"两卧"。几千万的豪宅每年要支付几十万以上的房地产税。你如果在40多万的"两卧"中当平民,则一年就4000多块的房地产税,孩子上学等于靠富裕的邻居资助了。更不用说,在Weston周围有大量"银奖"学区。比如再往西边的阿克顿、哈佛(不是哈佛大学)等地区,中国人很多,能买到20多万、30多万的"两卧";其学区的成绩,其实和Weston不相上下,甚至在地方排名系统中还比Weston高(比如哈佛在本州公立学校的排名中,大部分成绩指标都比Weston高,这是因为不同的排名标准略有不同而已)。
可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公立高中排名不仅是评价学校,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购房手册。学区好的地方房价贵,买了以后则更容易保值。房价的一部分,其实就等于是学费了。这是和其大学排名的一个重大不同。另外的一个重大不同是,大学排名都是公立、私立混编,可以进行比较;高中排名则不包括私立学校。家长如果在公立和私立之间选择,则又费踌躇。
那么,怎么在公立和私立之间权衡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英美的学校体系中,私立总比公立占据了极大的优势。比如,英国的私立学校虽然仅教育全国7%的学生,可谓是极少数;但三分之一的下院议员、一半以上的上院议员、一半以上的知名媒体人士、70%的知名大律师、牛津和剑桥将近一半的本科生,都是私立学校出身。美国90%左右的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上公立学校,另有7%上的是宗教组织的学校,1%在家上私塾,最后有3%上的是所谓非宗教、非公立的"独立学校"。我们所谓的私立学校,基本是指这些"独立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虽然仅占同龄学生人口的3%,但来源于这些"独立学校"的学生,占一流大学的学生人口的30%,表现明显超常。一流私立学校的学生中,有20%~30%左右最终进了一流大学;而在一流的公立学校中,仅有5%~10%的学生能进一流大学。私立有着巨大优势。不过,我们不能忘记:一流的私立学校经过严格的选拔,不是有钱就行。有时一个著名的私立高中比常青藤还难进。而公立学校一般都采用来者不拒的就近入学制度,学生本身没有经过学校的筛选。很难说你的孩子在未经筛选的孩子中达到5%~10%的顶尖水平就一定比在经过严格筛选的孩子中达到20%~30%的顶尖水平要难。再加上这些一流私立学校学费大多达到一年3万美元左右的常青藤水平,这样烧钱就未必值得了。
《华尔街日报》则别出心裁,用不太完整的数据对顶尖的公立和私立学校进行了比较。其方法是调查8所一流大学(哈佛、普林斯顿、MIT、Williams、Pomona、Swarthmore、芝加哥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近7千位新生以及他们所来自的高中,然后把所有为这些大学输送了50名以上学生的高中列出,再把各高中向这些大学输送的学生人数用本高中的学生总数来除,这样算出各校进一流大学的"成功率"。结果,在最后选拔出来的40所高中(包括两所来自韩国的外国学校)中,前15名全是私立高中;再下面的25所学校中,有7所是公立高中。
从这40所学校看,一流高中仍然集中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地区,比如马萨诸塞州的就有7所(其中3所在前15名内),纽约州有10所(并占据了前3名),新罕布什尔人口仅120多万,竟也有两所学校。东北部无疑是美国教育的精华所在。另外,虽然全是一流,私立学校的表现还是压过公立一头。其中,排名第一的纽约的Collegiate School,创建于1628年,比哈佛还早,是一所从学前班到高中的男子学校。如今学生仅600人,2007年毕业班为50人,有13人进入上述的8所大学,效率达到26%,比最好的公立高中、纽约的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的效率分(14%)要高将近一倍。不过。公立学校也不可小视。比如普林斯顿高中的效率分虽然是10%,但在2007年送19名毕业生到普林斯顿大学读书。该校不断引来外学区的学生;最后学校规定外学区的学生缴纳15817美元的学费可以就读,掺入了私立的因素。波士顿拉丁的效率分是9%,名列第40,但同年送了25名毕业生进哈佛,前几年甚至有一年送30多位的纪录。
《世界杂志》则以毕业生进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比例给全美高中排座次。结果,前10位全是纽约(6所)、马萨诸塞(4所)两州的私立学校。第一是马萨诸塞的Roxbury Latin School,毕业班进这3所大学的比例是21.11% ,第二为纽约的Brearley School,为20.90%,第三是前述的Collegiate School,20%。在公立学校中,最出色的还是纽约的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比率为9.36%,排名第二十六;接下来是普林斯顿高中,比率为6.3%,排名第五十九;然后是托马斯・杰弗逊高中,比率为5.89%,排名第七十一。马萨诸塞州公立学校最好的则是前述的Weston高中,比率为3.22%,排名第一百四十二。几年前Weston住的一位在波士顿著名女校Winsor读书的女孩子自愿放弃特权,要回公立学校,结果在实际上非常富贵、特权的Weston高中读了一年,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Winsor。理由是后者那种对话式的教育,再好的公立学校也没有。
应该说,一流的公立学校,离一般老百姓有一定距离,但并非鞭长莫及。这种公立学校,相当有挑战性,比普通的大学要难读,教师中许多是常青藤毕业,甚至有的拥有博士学位。不过,一流的私立学校照样生意兴隆。一来是如今的富裕阶层实在太富裕,不把一年3万多美元当回事;二来是一流私立学校的教育比起一流公立学校来还是略胜一筹。至于我这个拿普通老百姓工资的教书匠,在为自己8岁半的女儿设计教育方案时,则一方面瞄准富裕地区的低端房地产市场,希望50万上下能买到她的教育立足点;另一方面则让她准备独立学校的标准化考试(ISEE)。因为目前一流的私立学校,会给中低收入家庭奖学金或者减免学费。如果一旦考中,那岂不是皆大欢喜!
从美国教育中学什么
穷孩子自卑是父母的问题
如今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孩子从小就开始有了潜在的"阶层意识"。穷孩子和富孩子从穿的衣物、玩的玩具,到交通工具、居住环境,都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况且孩子从三四岁起彼此就有相当的交流,议论起各自家里的情况漫无遮拦,连父母睡觉穿不穿衣服都会给捅出去。难怪有不少家长担心: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穷,会丧失自信心。
我们的女儿在美国长大,社会和文化环境大为不同。不过,人性还是相通的。我们在有孩子之前,一直在校园的环境中生活,周围的教授和同学不会以你的贫富来判断你的价值,一切都很单纯。但有了孩子后,人间冷暖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因为一旦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你就得和各种不同背景的家长接触,包括不少势利之徒。特别是我们夫妇当时全是学生,非常贫穷,养孩子还要领救济;因为没有车,冰天雪地买趟菜也要推着儿童车来回走一个小时――孩子坐在车上,购买的食品就放在座位下的筐里,几年如此。后来逐渐新认识一些人,聊起天来才意识到,其实大家早就知道我们一家:一天到晚推着孩子在纽黑文的大街上走来走去,成了城市一景,谁看了也忘不了。换句话说,我们大概是当地有名的穷人。
那么,我们的女儿有没有穷孩子的自卑呢?一点没有。相反,她非常快活,非常自信,非常善于和人打交道,也非常有上进心。在我看来,穷孩子自卑不过是父母心态的反映。如果父母做人挺拔,穷孩子的生活环境反而比富孩子有利。
要知道,孩子观察世界的眼光和世界观和成人很不一样。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穷不穷,他们在乎的是感情的满足。记得女儿还没有满周岁时,我们挖空心思给她买了个布娃娃。这对我们是相当的一笔开销,挑了又挑。可是她最为之着迷的竟是娃娃背后的一个差点被我们剪掉的小商标条。再有就是衣服。许多家长觉得买旧衣服委屈了孩子。可是,我们的女儿最喜欢穿的还是几件旧衣服,对朋友送的新衣服她并没有兴趣。
所以,在抚养女儿时,我们注意从她的眼中看世界,让她看到一个诚实的世界,并利用家里穷这个现实,教育她一些基本的人生价值。下面是我们一贯信守的几个信条:
第一,不要掩饰自己的穷。孩子的观察力非常敏锐。家长遮遮掩掩,不仅遮不了穷,反而会让孩子看到你的心虚,觉得穷实在是丢脸的事,这才真正会打击她的自信。所以,女儿到店里看见别的孩子买的玩具好,自己也想要,我们从来老实告诉她:"我们买不起。"在幼儿园,别的孩子问她:"你们家怎么没有车?"她回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痛快地告诉她:"爸爸妈妈买不起。"家长能理直气壮地这么说,孩子就不会觉得穷会低人一等。后来孩子上学了,一个小朋友来家里玩。那孩子看看我们家,问:"你们家算穷的还是算富的?"女儿大方地说:"我们是算穷的。你呢?"对方说:"我们算富的。"我女儿从小就是如此。穷对她来说,从来不是件难以启齿的事情。
第二,穷给父母对孩子表达爱意提供了机会。我们设法使她从小懂得:她要一个东西,父母要付出比别的家长更大的努力才能帮她得到。这一来教育她珍惜,二来给她自信:不管怎么样,父母会为你付出一切,会全力支持你。虽然孩子觉得自己拥有的物质少,但拥有的感情多――她其实很富足。我相信这也是她自信的来源。后来看到过一些富裕家庭出来的孩子,不少畏畏缩缩,心理问题很多。道理也很简单:他们家里有车有房有钱。但父母不为他们花时间,不倾听他们。他们有许多焦虑。孩子并不真懂得财富能干什么,他们更关心的是父母是否靠得住。
第三,让孩子懂得:穷是个要坦然接受的现实,但这个现实可以改变,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这一点,是穷孩子最大的优势。美国教育学和心理学家有许多研究,界定什么是成功的个人品性,其中包括以下几点:有自我约束(包括生活节制,有严格的工作纪律),善于进行长远计划(包括计划中的量化的分析),能够为未来的利益牺牲眼前的快乐(比如省下钱来投资,放弃休假读书)。女儿跟着我们精打细算地生活惯了,这些品性几乎是天然成就。比如,她从来没有对一个什么东西非要不可的那种不可抑制的欲望,只要家长一句"太贵",她二话不说就放弃。买个东西减价不减价,打多少折扣,她非常在意,这是教她算术的绝佳机会,也怪不得她目前数学学得最好。我们一个月给她一美元的零花钱,她全存到银行里,盯着利息怎么长(这是当银行家的第一步),说是一分钱也不准备花,要留下来上大学。不过她说有一个例外:家里如果有特别的困难,她可以把这些储蓄拿出来。这后一点让我大为感动。俗话说"孩子总是自己的好"。我知道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也许偏爱得过分。不过,这种品质我确实很少在别的孩子身上看到。事后想想,穷日子不仅给了她计划未来的迫切感,也培养了他和父母同舟共济的纽带。
女儿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叫杰克的男孩。他父母做房地产发达起来,有几栋别墅,其中有一栋号称能住几十号人。可是,与自信、人气的女儿相比,这孩子不仅自卑,而且相当压抑。他父母一天到晚忙来忙去,从来不坐下来给他读故事,只是给他许多零花钱,给他买狗,让他没完没了地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结果,他功课很差。女儿帮他认字,他一点兴趣没有。有一天,女儿和我谈起长大结婚的事情(女孩子似乎特别喜欢这个题目)。我开玩笑说:"你会不会嫁给杰克呀?"女儿一听就笑:"我怎么会嫁给他?他不过是我的朋友。"我问她为什么。女儿告诉我她至少要嫁个有能力,能自立的人,并说:"杰克什么也不会,长大大概会受穷了。"
前几天,班里老师说不要让孩子带玩具上学。我们告诉女儿。她马上说:"是不该带。玩具带到学校会丢的。"这大概反映了穷孩子珍惜自己东西的习惯吧。不过我们提醒她:"这还不是最不好的地方。"她马上反应过来:"我知道。带玩具去,就光玩不听课了。长大了什么都不会,只是抱着个玩具,怎么养活自己呀?"
我从一旁观察得很清楚:女儿知道家里穷,知道家长已经对她尽力而为了,长大一切都要靠自己,所以紧迫感很强,非常知道用功读书。在这方面,富家子弟很难比。不久前看美国的报纸上讨论富人怎么对孩子掩盖自己的家产,怕孩子一旦知道家里这么富,就觉得自己可以什么都不做了。最后的结论让许多富人叹气:怎么藏,住的房子是藏不住的。
可见,只要教育机会相对公平,穷孩子在和富孩子的竞争中有相当的优势。从培养孩子的角度看,穷是该露而不该藏的。藏穷就等于挥霍了自己最大的财富。
在美国过万圣节
在美国住了快10年,万圣节一直没有认真过过。众所周知,万圣节又叫鬼节。过节时大家扮成各种怪样子,装神弄鬼,吓唬人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目,就是孩子们的Trick or Treat:天黑后孩子上门来要糖,你不给,人家就可以捉弄你一番。我对此一向不适应。想想看,大晚上的,陌生人来敲门,不断地下去开,又烦人又没有安全感。前几年住在纽黑文,那里治安不好,过万圣节就更无乐趣。
今年搬到波士顿,女儿也长到5岁,渐渐懂事了。万圣节前一周,她就惦记着买服装,晚上去Trick or Treat要糖。去年的万圣节,这一节目是由妻子带着她和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及其家长集体行动。如今新到一个地方,路都不认得,也找不到伴,为安全起见,只好由我带孩子出门。
夜色漆黑一团,到处是阴森森的,我们完全被一个陌生的、似乎是充满危险的世界所包围。我拉着女儿的小手,走在漆黑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四处不见人,心里不断犯嘀咕:这么晚敲陌生人的门要东西,是否太打扰了呢?是不是自讨苦吃?
女儿倒是比我有信心。她穿着粉色衣裙,背上有一对翅膀,一副小天使的样子,自告奋勇地铵第一家的门铃。那扇门一打开,屋里灿烂的灯火顿时撕开夜幕,仿佛是天堂对她打开了门。夫妇两位主人见了她就心花怒放:"哎呀,我的小天使、小宝贝,你真漂亮、真可爱!"他们一边招呼我们进屋,一边要把一小篮子巧克力倒在女儿手中的篮子里。我急忙拦住,说她实在要不了这么多。主人兴致未尽,不停地问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喜欢什么、住在哪里。这一下我心里不仅放松许多,而且开始分享女儿的喜悦。
再往前走,女儿变得越来越不腼腆,见一栋房子就自己冲上去铵门铃。那家只有女主人在。她见了孩子,同样是宝贝、天使地夸个没完。还说:"我自己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她像你这么大时,就像你这么漂亮。"我随口问一句:"她去哪里上大学?""哈佛。"我眼睛一亮,马上问:"她中学在哪里上的?"心里想的是自己的女儿以后去哪里读书。女主人看出我的心思,又知道我们初来乍到,马上找笔给我留电话,说她在这一带的学校做社会工作,关于当地一带学校的问题一定来问她。还说等她女儿回来,要请我们来家里吃饭,好好聊聊。临走又翻自己的书架,找出3本5岁孩子的儿童读物要我们带走。
女儿的情绪自然越来越高涨。她当然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得宠的人。很快,手中篮子里的糖太多、太重,已经拿不动了,只好提前回家。我们从小很注意她的饮食,尽可能不让她吃糖,她因此对糖并无太大兴趣。回到家洗漱完毕,一倒头就睡了。不过睡前说了一句:"今天我有这么多的快乐!"
看着她那张熟睡的小脸,我突然对自己住的社区和邻居们产生了由衷的热爱。同时,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成长的经历,也一下子领悟到万圣节的意义。我的女儿和我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中长大。我们都体会到人间的友爱。但是,她从小就感受到这种友爱存在于陌生人之间。她知道,在漆黑的、看起来很危险可怕的夜里,她可以从陌生人那里得到无限的甜蜜。人家怎么对待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长大后如何对待别人。而我们这一代人,则主要是从亲友熟人中感受到这样的温暖,很难懂得陌生人之间的纽带和感情。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老师讲地上捡了糖不要吃,因为阶级敌人会下毒药。
令我最感动的是这次打扰的最后一家人。主人是个盲人,就自己在家,生活全靠一只导盲犬。我开始还觉得给人家找了太多麻烦,女儿首次看到个盲人,也有些害怕。可是,人家充满热情地在桌子上给孩子摸糖,嘴里不停地说,"你的声音像个天使。"我赶紧说,"我们每天上学都经过你的房子。"她听了越发高兴。一个劲儿地说,"看来我们早就是朋友了。"我看着她准备得整整齐齐的一桌子糖,实在想不出这么一个生活不便的盲人,为招待素不相识的孩子要花多少时间,而在漆黑的夜中对陌生人敞开大门,又是多么大的信任!看来,一个生活颇为不幸的人,也本能地懂得自己对陌生人的责任。
许多美国人曾评价东亚社会中的人不懂对陌生者的责任。我在国内就见过见死不救的情景。我自己也曾经是那些见死不救的人中的一员。在日本,我也见过一个人出了交通事故,围观者人山人海,但在哪里救助的,竟是两个不懂日文的外国游客。我们读经,孟子中也讲见人落井会本能地伸手救助。但我们做起事来就不一样。我们是个亲情的社会,却不是陌生人的社会。我们缺乏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和友爱。不能不说,我们不是像我女儿这样长大的。我们过去的生活,没有培养我们这方面的本能。
"爱你的邻人。"这样的训导,几乎在各个文化中都有。但是,这样的精神在不同社会中的存在形态却有天壤之别。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记住这样的话,而是如何使之成为我们的生存状态。
写于2004年10月31日万圣节之夜
美国的残疾人
圣诞节前,女儿的学校开家长会。班主任和家长一对一地汇报孩子的表现。会结束后,我们把捐给学校的一些文具转交给老师,并且很"中国式"地送给老师一条杭州的丝绸围巾,表示对她教学的感谢。
两天后,收到老师的感谢信。女儿也提及老师很高兴。不过,一天吃晚饭时,女儿突然冒出一句话:"妈妈,你送给Mrs Spencer那样好的礼物,实在是很慷慨。"我和妻子听了一愣,觉得这话实在不像是个5岁半的孩子说出来的。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女儿又接着强调说:"我们至少也应该给Nicole写个贺年卡。她是个盲人!"
Mrs Spencer是女儿的班主任,全班21个孩子,基本全是她一个人教。我们做父母的,当然觉得她最重要。但是,在正常的课时之后,还有一个"学后班",由私人利用学校的场地经营,其实主要就是雇几个女孩子监督孩子们玩,等家长下班后来接。这个班有几十个孩子,除了两个主要老师外,还有一两个临时老师,一个老师助理。Nicole就是这个助理。我接孩子,一个星期碰不到她两次,也从来没有看见她和女儿玩过。送礼的事情自然就想不到了。
女儿的话,让我们很不安。难道她觉得父母太势利,只知道巴结有权力的人,忘了弱者吗?她若真有这样的观察力和品格,我们当然高兴。其实,我们从小就是这样教育她的。她三四岁时就宣布长大要开餐馆,请无家可归者来免费吃饭。那时我们住在无家可归者遍地的纽黑文,她懂这些是很自然的。但是,对盲人的关怀,她竟比父母想得周到,这就不能说是我们的功劳了。
这件小事,使我重新检视孩子的成长环境。在美国,对残疾人的关怀早已形成了一种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孩子刚刚懂事,就学这些东西。比如,大名鼎鼎的波士顿儿童博物馆。我第一次去时,非常吃惊。在一个场地,有各种残疾人的用具,让孩子去玩。这些东西不仅包括轮椅、盲人用的手杖,甚至还有假肢,有缺胳膊断腿的孩子以及他们如何使用这些假肢的照片。这些照片,看上去实在太惨,我怕吓着孩子,不想让她看,更不愿意她去碰那个假肢。可是,孩子却充满好奇。她最喜欢的,是戴上遮眼罩,手持盲人的探路杖,在特别设置的路线走一圈,半途还会碰到做同样游戏的孩子,双方身体撞到一起,要想办法躲开对方、继续前行。孩子这么玩几次,对当盲人是什么感觉,一下子就有体会了。
另有一次领孩子等公共汽车。车停下后,一个坐轮椅的人通过自动升降机下了车。司机也跟下来,推着轮椅,耐心等候交通信号,然后过马路,把那位残疾人送到对面的地铁站,前后竟花了四五分钟。全车几十号人,全在那里静静等待,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虽然年纪还小,但对许多事情还是比我们做父母的敏感。
我们是在"文革"中长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吧。要改变我们身上的很多品性和本能,实在是太难了。不过,下一代还是可以不同的。美国电视里的儿童节目,总是贯穿着一些关于残疾儿童的教育片段。不久前刚刚去世的那位因骑马事故高位瘫痪的"超人"Christopher Reeve ,生前就频频出现在儿童节目中,给孩子讲解自己用的轮椅、呼吸器等等。我过去是从来不想让孩子接触这些东西的,因为这对大人而言,也有些太可怕了。但是,在美国,人们从小就接触。大家没有我的那种恐惧。
社会对残疾人的人道,并不仅仅体现在对他们的照顾,而且反映在人们用看待正常人一样看待他们的目光上。这样残疾人才能感觉到自己是社会正常的一分子。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培养孩子从小把残疾人当成自己正常的伙伴。